无论何人无论何时，人们总要在乌云周围，寻索着浪漫的微光活下去。

我想，个人教训绝非想要就能得到，它是经由不可思议的途径突然从天而降的东西。而且让人觉得途径越是不可思议，效用留会成正比地越大。至于这样的教训有多少一般性和普遍性，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我们应该只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

我不打算编织谎言。我将尽力做到诚实。即便是我，一年中也有几天不说谎的日子，今天正好赶上这样的日子。任凭逆风如何狂吹，只要不是亲眼看到、亲手触摸的事物，他们决不会相信。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二十出头，刚结婚没多久，囊中空空（其实是因事债台高筑），连一只暖炉都买不起了。那年冬天，我们住在东京近郊一所四下漏风、寒冷彻骨的房子里。一到早晨，厨房里竟会结满冰。我们养了两只猫儿，睡觉时人和猫大家就紧紧搂在一起取暖。

充满偏见的爱，才恰恰是我在这个不可靠的世界上，最为充满偏见地爱着的东西之一。

我的小说想表达的东西，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致命的损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么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

Kaori小姐，恭喜你结婚了。我也只结过一次婚，因此对于结婚这件事并不太清楚。结婚这种事，好的时候非常好。不太好的时候，我每次都想一点别的什么事情。不过好的时候，非常好。但愿你有很多好的时候。祝你幸福。

如果不能实现满足人的基本归属，个人发展和幸福的需要只能是空谈。如果没有形成与他人之间的爱与情谊纽带，我们将无法完全实现个人的潜能。如果我们能在跌倒的时候关怀地提醒自己失败是人类共有体验的一部分，那么归属感会随之而来，而不至七零八落。悲哀的是，文化总在告诫我们是多么与众不同，而不是我们多么息息相关。

在这里，我想引用弗朗茨·卡夫卡致友人的信中的一句话。这封信写于一九零四年。距今距今一百零二年前。“我想，我们应该只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这，恰恰是我一直想写的书的定义

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致命的损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么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

艺术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地表附近就有油层，会源源不断喷涌而出（所谓天才型），还有一种是非得挖掘到地下深处才能遇到油层。很遗憾我不是天才，只好孜孜不倦地挥舞鹤嘴镐，不停挖掘坚硬的地层。

音乐也好文章也好，坚持创作的艰难基本一样。不能保持积极向前的姿势，诞生的作品就会失去力度和深度。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

所谓写小说，我认为也就是编织故事。而所谓编织故事，和打造自己房间类似。布置好房间，招呼客人，请他们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端上美味的饮料，使对方彻底喜欢上这个场所，觉得这里似乎就是专门为自己而设。我认为这才是美好而正确的故事形态。哪怕是再美丽再豪华的房间，如果对方不能心安理得有如归之感，就不能算是一个房间（故事）的正确形态。

為了創造好的故事，小說家該做的事，極簡單說，不是準備結論，而是只細心地一直累積假設。我們把那假設，像抓起正在睡覺的貓時那樣，悄悄提起來（我每次用『假設』這用語時，腦子裡總會浮現那些熟睡貓的姿態。溫暖、柔軟、濕潤，而無意識的貓），移到名叫故事的小廣場中央，一隻又一隻地堆積起來。能多有效而正確地選出貓＝假設，能多自然而巧妙地把那些堆積起來，就成為小說家的力量。

如果国家机器剥夺了某个团体视作珍贵的东西，那么那些能够提供这种东西的组织就能得到支持。

人世间为什么叫做红尘呢？唐朝的首都在西安，交通工具是马车，北方的红土扬起来，半空看见是红颜色的灰尘，所以称为红尘滚滚。现在汽车是排的黑烟，爬到观音山顶上看台北是黑尘滚滚。

请让我领你到生野苹果的地方去吧；我会用我这长指甲给你挖落花生；领你去找青鸟的窝，教给你该怎样捕捉那灵活的小猴子。我给你去采摘一串串榛果，有时候我还会从岩石边给你把幼小的海鸥捉来。你跟我走吗？

问题导向就是学习导向，每一次亲密性忍受都是一次学习——学习如何更好地忍受！问题是向着未来的，即不是向着过去的理想，而是向着各种未知的可能性敞开——爱情真正的魅惑在于，它能敞开世界的未知空间。很少有人想到，没有悖论逼迫，我们又怎么会暂时放弃自身，片刻地走出一己的逼窄世界。真正爱过的人，才知道忍耐中暗含的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