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在减少，价格在下降。但是为了获取订单而一味降价，那就不是经营。因为竞争对手的存在而轻易接受低价，结果只会雪上加霜，苦上加苦。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

身体是被事件铭写的表面，是自我被拆解的处所，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

最后到场的是居民中的头面人物：屠夫、面包师、两个鞣皮匠、两个铁匠、磨刀匠和造箭匠，他们都带着妻子。

他们（客户）他们不应该想方设法从广告代理的那15%里杀掉几个铜子，而是应该集中注意力让他们花在时间和版面上的那85%多带来销售效益。杠杆作用是在这里。没有任何制造商是因为克扣给广告代理商的报酬而发财的。你抛出的是花生，引来的是猴子。

斯坦菲尔德目光扫过架子上的一排玻璃罐，最终锁定了一只装着红褐色粉末、标签写着“三氧化二铁”的罐子，开始用勺子把粉末舀进搪瓷杯里。亨特忧心忡忡地歪头望着玻璃罐。“在这地方，你要是把咖啡放在咖啡罐里，眨眼就没了。”斯坦菲尔德一边解释，一边冲着通向另一个房间的门点了点头，只见那门上写着“学生研究室”几个字。亨特顿时心领神会。然后，他打开另外一个标注着“磷酸氢二钠”的罐子，“要糖吗？”

实际上，所谓自我，无外乎每时每刻对不断奔涌向前的时光之流的持续感知。

尼采拒绝了这一切，他将之看作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处在意识该收敛自己的时刻。“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此，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尼采：《权力意志》）

这样一个身体就砍去了意识的头颅，它再也不是意识支配下的被动器具了，身体跳出了意识长期以来对它的操纵和摆布圈套，跳出了那个漫长的二元叙事传统，跳出了那个心甘情愿的屈从位置，它不是取代或者颠倒了意识，而是根本就漠视、甩掉了意识，进而成为主动的而且是唯一的解释性力量。

现代时期——17、18世纪以来——权力管理生命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权力对单个身体的这种管理被称为身体的解剖政治学；另一种是对作为一种总体的人口数量的管理调控形式，这即是人口的解剖政治学。

如同柏拉图将理念世界同形形色色的表象摹仿世界，将灵魂和身体对立起来一样，奥古斯丁将上帝之城同世俗世界对立起来。

福柯同样看到了：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权力技术和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身体成为各种权力的追逐目标，权力在试探它、挑逗它、控制它、生产它。

色情是在挫折中前行，它踉踉跄跄，既欢乐又发抖。恰恰是在向动物兽性的返归中碰到了阻力，色情才更具有一种震颤的爆发力量。

哲学此刻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神学，而不是解放身体。因为神学的对立面是知识，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激发对知识的兴趣。

奥古斯丁使禁欲主义拉开了它的漫长序幕，落落寡欢的修道院成为它的安静舞台。漫长的教会和修道院历史，是身体沉默无语的历史；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这都是控制身体的基本手段，并旨在将身体的沸腾能量扑灭。

显然，马克思在意识和身体的哲学双轨中跋涉：除了身体的基本满足以外，还存在一个基本人性，这种人性的惬意满足是历史的最后和最高的要求。

这不是喜气洋洋的身体，而是悲观、被动、呆滞的身体，既不像尼采，福柯没有宣告一个超人即将到来的未来哲学，也不像德勒兹，福柯也没有宣布一个欲望政治学的解放计划。

国家对待身体就显现出这样两张面孔，它们既要强化个人身体，也要驯服个人身体。它要造就驯服而有用的身体。国家的这两张面孔轮番出现，有时能够快速地相互转换。我们能够看到，体育场馆的警察和监狱的警察一样密集，国家身体的秘密在这两个空间中暴露无遗。

这就是说，身体永远是冲创性的，永远要外溢扩张，永远要冲出自己的领域，身体的特征就是要非空间化，非固定化，非辖域化，身体的本质就是要游牧，就是要在成千上万座无边无际的高原上狂奔。

身体是改造的动力，但具体的改造还是应该从意识着手，于是意识和意识形态成为各种势力的争斗场所，意识形态改造成为历史变革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