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

周扬这样回忆：“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

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能获唐筼赠录陈寅恪的诗篇，可见高守真深得唐筼的喜爱与信赖。其时高守真刚满三十岁。年轻的高守真那时还未掂出这份关怀的分量，这三首后来遗失了。1957年底，陈寅恪向学校表达了希望高守真毕业后能留校当自己助手的愿望。

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

陈寅恪曾多次对其女儿表示，伪假的东西不会长久，真实的东西永远真实。他在预感生命结束前的增删修订，是渴望能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在这种真实面前，所谓的“著述”当然“殊不足言”。

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云：“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既不能发扬真理，既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一些当年的学生，至今仍对陈先生上课的情景作这样的追忆：陈寅恪阐述问题时旁征博引，史料的运用常常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还不时夹杂着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听起来不免有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所云之感。太难为了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绝大部分人外语尚未过关，文史基础知识贫乏，陈寅恪的“高谈阔论”，自然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太难为了这位教授，从清华到中大，听他的课而得益良多的也许倒是那些前来旁听的教师。

历史学家尽说数千年“皇权”驯服下的中国人向来惧怕“权威”与“官威”，但在这个疯狂的年代，“造反派”们以其“天不怕地不怕”的本色，显示了这个古老民族国民性里隐藏着的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统治者曾从统治的立场对此作总结，比喻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形象则形象了，然尚未触及这“国民性”的内核。这将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研究的话题。

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系里有一位留美博士生曾为陈寅恪读材料抄黑板干了一个多月，竟高兴地说，“能为陈先生读材料真是莫大的荣幸”。这话数年后被用作大批判的材料。陈寅恪治学的博大精深，论述的缜密与旁征博引，吸引了校内一批教授去听课，出现了教师多于学生的现象。中国高等学府中公认的绝无仅有的对陈寅恪的一个称呼——“教授之教授”，五十年代再次在康乐园流传，其意为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此称呼三十年代已在清华园被传颂。

十一年前，陈寅恪重返清华校园，第三天便向历史系的雷海宗主任提出开“隋唐史”一课，向中文系提出开“元白诗正史”一课。清华大学体恤陈寅恪的身体，建议其先休息半年再说，陈寅恪一急，脱口而出，“我领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开课。”当年的清华大学。教授级的老师，一般每年要开两门课。“春蚕到死丝方尽”，对于陈寅恪，丝犹未吐尽，心却已死了。

去年9月15日，我亲眼看见杀害两万犹太人－－他们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天我才明白，上帝不会容许这种罪行，我这才明白没有上帝。

威廉叹了一口气：“这个嘛，你不了解真是可惜……我专门研究自闭症儿童。”“恐怕我还是不了解。”“简单来说，我研究的对象不跟外界接触、不跟别人沟通，他们自我封闭，躲在皮肤筑成的围墙里，连一扇门窗都不开。我希望有一天能治好它。”

陈寅恪很羡慕朱师辙的归宿。在1951年送别朱氏择居杭州的诗作中，便与对方有如此相约——“他年上冢之江畔（寅恪先茔在六和塔后牌坊山），更和新诗结后缘”。两年后，陈寅恪咏《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诗中有后来被人引用得比较多的一联：“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陈寅恪最后有在杭州归终的打算，恐怕与朱师辙卜居杭州后有一个安逸的余生很有关系。

历史留下的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没有看过一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人，却在局部范围内领导了一系列打着马列旗号、视马列片言只语为紧箍咒的政治运动。相形之下，四十多年前已经在欧洲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原版著作的陈寅恪，显得很可怜。当然，这同样是中国历史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