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
隳三都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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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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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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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一再警告,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受人爱戴和畏惧,至少必须避免受人轻蔑和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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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欧阳泰(TonioAndrade)想到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世纪以来西欧发展出了轰塌城墙的火炮,而中国的火器仍然是以杀伤人员为主?他的答案居然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城墙太厚,与西欧城堡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幕墙厚度绝少超过十米。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任何火炮也轰不开十多米厚的中国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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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用急于嘲笑古人缺乏历史智慧。不论宋人出不出手,契丹、女真的覆灭都难以挽回。既定的国际秩序突然崩溃,暴起的北方政权动向不明朗,在这种形势下,先参与分赃,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未尝不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宋人后来的惨败,根源在于误判自身实力,而这种错误,在国际政治中简直太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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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为了躲避蒙古兵锋,迁都南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渡”,这是金朝加速崩溃的历史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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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追逐权力表面的光晕,而要看清权力的实质。不过,权力的光晕,就像菩提树下诱惑佛陀的魔王,幻化出千万种形象,其中总有一种令人迷醉,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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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借用了一个人类学术语来形容金世宗的努力——“nativisticmovement”(本土主义运动),即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重振传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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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人观察到的,正是金朝遭遇的两大致命危机,而且还是两大危机的叠加。一个危机来自汉化的女真人内部,另一个危机则来自外部——遥远的北方草原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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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真正意义上的末代皇帝哀宗,在四面楚歌的蔡州围城中,对着侍臣悲叹:我当了“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并没犯下什么大错,下场却和历代荒淫暴乱之君一样,“等为亡国”,好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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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某个非正式场合,成吉思汗透露过,男子汉一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战胜敌人,“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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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的金朝,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散关、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东濒大海,西邻西夏,领有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七省之地,加上内蒙古、陕西、甘肃的一部分,面积相当于南宋的两倍。南宋人口最多时有六千万,金朝疆域内也生活着四千八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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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女真的文弱化和武力衰颓,乃是自然进程与人为设计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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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姚从吾用三句话概括哀宗的一生:“谋挽危局”“忍辱守汴”“力战殉国”。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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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充满欲念的古城遗址,游魂野鬼仍然徘徊不散。人的欲望,就如惨烈的战场。不论古今,都永不变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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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蒙古骑兵制胜的三大法宝是机动性、火力和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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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灭亡前夕,给事中李邺曾去金朝军营议和,回来后大肆渲染金人“如虎,如马,如龙,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人送外号“六如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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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狐岭战败,给金朝的命运投下了漫长的阴影。经此一役,女真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西北军精锐一朝尽丧。此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金朝再无能力同蒙古军打一场旗鼓相当的野战。南宋还传言,金朝为此投入的“百年兵力”,都“销折溃散殆尽”。[插图]史家甚至评论:“金之亡,决于是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