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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

從此漫漫長夜，開始有一線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見朝旭耀天。

王莽政治失敗，約有數端：一、失之太驟，無次第推行之計劃。二、奉行不得其人，無如近世之政治集團來擁護其理想。三、多迂執不通情實處。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王莽失敗後，變法禪賢的政治理論，從此消失，漸變為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絕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這不是王莽個人的失敗，是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大失敗。

照理論，國家一面公開政權，一面便應實施教育，好使兩者分途並進，此在貞觀初年頗有其意。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

一面在分別流品，看不起胥吏；一面卻把實際的政務，都推放在胥吏的手裡，這一個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蒙古民族入主中國，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中國的政治社會，隨著有一個巨大的大變動。蒙古入主對中國正如暴風雨之來臨。

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平民的生活。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

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