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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

從此漫漫長夜，開始有一線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見朝旭耀天。

王莽政治失敗，約有數端：一、失之太驟，無次第推行之計劃。二、奉行不得其人，無如近世之政治集團來擁護其理想。三、多迂執不通情實處。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王莽失敗後，變法禪賢的政治理論，從此消失，漸變為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絕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這不是王莽個人的失敗，是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大失敗。

照理論，國家一面公開政權，一面便應實施教育，好使兩者分途並進，此在貞觀初年頗有其意。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

先秦諸子，雖則異說爭鳴，但他們都沒有實際把握到政權，因此在學術上愈推衍，愈深細、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北宋諸儒，不幸同時全在朝廷，他們的學術意見，沒有好好發展到深細博大處，而在實際政治上，便發生起衝突。即為群小所乘，正人見鋤，學術不興，而國運亦遂中斬。

一面在分別流品，看不起胥吏；一面卻把實際的政務，都推放在胥吏的手裡，這一個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蒙古民族入主中國，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中國的政治社會，隨著有一個巨大的大變動。蒙古入主對中國正如暴風雨之來臨。

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这时本来一直规律地打字记录的书记官犹豫了会儿，不知是不是按错了键，又退回去重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