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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共产党倾向于营造人们团结一致站在他们一边的错觉，因为这能增强他们在东欧夺权的合法性。对于所有政府来说，团结的假象比清洗更重要。

许多无法承受这种变故的男人离弃妻子，由此更加深了妇女承受的痛苦。由于害怕丈夫的反应，许多妇女对自己的经历守口如瓶，许多妇女不敢说自己感染过性病、拿掉过胎儿，或者生下过“俄罗斯婴儿”。由于婚姻关系备受压力，战后德国的离婚率比战前翻了一番。

正如在其他发生过国内暴行的国家，人们对于南斯拉夫国内暴行的解释同样存在严重的偏颇之处，每个种族群体都在争夺扮演受害者的话语权。许多原始档案都被篡改，以符合那些拥有这些档案的种族群体的民族观点或者意识形态观点即使没有这些陷阱，也还存在许多真正的争议，即使是该研究领域最为客观公正的历史学家也无法解决这些争议。

剃光这些妇女的头发，让当地社区得到了情感宣泄，从而避免了对罪孽更为深重的通敌者的普遍屠杀，这些妇女仿佛成为“替罪羔羊”。通常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星期，这种在市集广场上剃光妇女头发的仪式会明显缓解当地的紧张气氛，从而减少其他通敌者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相对安全的、非永久性的暴力，这是人人都能参与其中的简单报复行动。这种做法被视为欧洲历史上的耻辱时期，但在当时却是人人弹冠相庆。

英国人从不绝望、从不动摇、从不抱怨的神话，时至今日仍然令人宽慰，但这种神话经不起战时任何“民意测验”记录的考验。

这种恐慌与怀疑是由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许多人为之而战斗的价值：国家主权。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解放法国或者意大利，而是要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因此，许多欧洲政治家担心，共产党会把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冷战期间，共产党曾经千方百计压制文化记忆，但结果却说明，试图忘记过去只会引起愤恨，最终引起对事实的危险歪曲。歪曲事实比事实本身要危险得多。我们也不应该遗忘。这些事件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继续塑造着今天的世界，这些事件不仅对历史学家无比重要，而且对所有人都同等重要。正是我们对过去的记忆造就了我们不仅造就了民族，而且造就个人。

出于政治动机的国家暴力也并非南斯拉夫的孤例。在整个欧洲，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其他共产主义团体也许更为巧妙，但同样无情，当他们认为有所必要时，他们同样愿意诉诸暴力。因此，对于欧洲大陆东半部的无数人来说，战争结束并不预示着“解放”，只预示着国家镇压的新时代。纳粹恐怖过后，新的恐怖接踵而至。

统计数字的确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经常被用于政治目的。某些民族习惯于夸大比邻民族的罪行，以此转移别人对本民族罪行的关注，以此推进本民族的事业。政党无分旗帜颜色，都习惯于夸大敌对政党的罪过，同时掩饰本党盟友的罪过。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夸大其词，或者在几个统计数字当中选取最为耸人听闻的数字，以此让他们的历史作品更具有戏剧效果。

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着眼于与复仇相关的惩罚问题，这等于说，制裁肯定是合法的、公正的、不偏不移的

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