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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变、科学发现、科技发明的速度，在过去几十年来都快速提升了。但是政府决策的速度并没有提升，文化再生产的步调，亦即象征知识的世代交替速度，也许也是有限的。

如此一来，为承认而斗争所要争取的，就从地位变成了表现。承认不再是一辈子的成就，而是越来越变成每日的竞争。昨日的胜利和成功，在今天已经不太算数或几乎不算数了。承认已不再能够被积累起来，它随时可能会因为事态的流变与社会景观的改变，而陷入完全贬值的危险。一个人拥有的地位对保持与获得社会评价的机会来说很重要。但一个人始终无法确切拥有这个地位，无法确信这个地位在明天还有同等的重要性。

然而，由于在竞争当中的判决与区分原则是成就，因此，时间，甚至是加速逻辑，就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当中。成就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或工作（成就=工作除以时间，像物理学的公式所做的那样），所以，提升速度或节省就直接与竞争优势的获得有关。

任何想把异化斩草除根的理论或政策，都必然是危险的且潜在地是极权的。

首先，最明显、也是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 zielgerichtet）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这可以定义为科技加速。更有甚者，意图提升运作速度的新的组织管理形式，也因为它是一种根据目标导向而有意的加速，所以同样可以视作此处所定义的科技加速的个例子。

这也意味着，形成民主审议决策的时间视野与时间模式，以及科技发展、经济发展、科学发展、文化发展，这两方面开始分道扬镳。这使得在晚期现代的政治当中，能决定未来政策方针的，不再是（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更好、更有力的论点，而是群情激愤，或多或少非理性，但多半是相当草率的直觉，煽动性的隐喻和图像。

但是批判理论的宗旨是什么？这里，我想采纳霍耐特的建议，认为指出社会病状，不只是批判理论，也是一般意义下的社会哲学的一个最核心的目标。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所渭社会病状不只意味着“社会（物质和/或符号）再生产”这项功能遭到扭曲或出现了失调，而是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可能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或变迁。所以，批判理论的思想传统总是会蕴含着规范性的内涵。

社会竞争的逻辑是，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维持竞争力，不只是一种让人们能更自主地规划人生的手段而已，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我们可以在无数观察当中看到（而且在定性的经验研究访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重复且一致的回答），我们必须“在原地舞得越来越快”，或是“我们要跑得尽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

晚期现代的自我逐渐在耗尽自身（这种自我的耗尽，在医学的抑郁症和过劳病例日益增加的现象当中，可以找到切实的证据），那么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果不是仅仅）由为承认而斗争所引起的。从隐喻上来说，为承认而斗争即是日复一日地从头开始，而且再也无法拥有一个稳定的根基或高台。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境与世代之内的社会变迁步调当中，日常生活里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情况会变得非常严峻。

对我来说，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中最值得采取的图景，就是根据行动者自己所认为的美好生活的观念，来批判性地监视社会实践。

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