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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形成了榜样效应的不服从行为，尤其当它们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别人争相仿效时。若是这样，我们面对的就不是缘于胆怯或故意（或两者都有）的个体行为，而更多是有着大规模政治效应的社会现象。微小的拒绝服从被复制几千次后，足以彻底打乱将军或者国家元首制订的大计划。这种小的不服从永远上不了新闻头条，但是正如千万毫无头脑的珊瑚虫能够创造珊瑚礁，成千上万的不服从、开小差也能够制造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巨大礁石。

更多的政权不是被革命的先进力量或叛乱的暴民推翻的，而是在所谓的“爱尔兰式的民主”——千万普通人沉默而固执地不服从、不合作与不守序——的压力下一点一点屈服的。

第二个致命缺点是，即使在刚被设计出来时它是有效的，其存在本身也会引发一系列损害其有效性的事件。“标准对行为的殖民”Goodhart'sLaw：“一旦一种测量标准成了目的，它便不再是一宗好的测量标准”MatthewLight:“那些以达标为己任的人确实做到了，但用的并不是该准则期望的途径”

人长期生活在服从中，这对于一个奉行民主的公民社会有着不详的潜移默化作用。如果一个人在醒着的时间都低声下气，其生存习惯和个人形象都是在集权的环境中获得的，那么，你还有理由期待他在小镇业主会议上挺身而出，摇身一变成为勇敢正直、独立思考、不畏风险的模范公民吗？人们真的可以从工作场所的专制体制径直投入公共领域的公民民主活动吗？

如果一位政客从政依靠的是巨额政治献金，且献金的目的是管制而非迁就公众意见，该政客就不会那么在乎平民支持者的声音了。一个未得势的社会运动或革命运动团体会比其得势后更善于倾听。权力滔天的人不必学习如何与他人“合奏”。或者正如肯尼思・博尔丁（KenenethBoulding）所说，“一个组织[或国家]越大、越集权，它的顶层决策者越可能工作在一个臆想的世界里”。

许多历史变革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

首都城市设计的核心理念坚持严谨的视觉美学，这种坚持很容易在城市周围催生出由棚户、临时定居点构成的郊区，里面住满了非法占地者一一正是这些人在伺候着居住于经过装饰、规划的城市中心的精英们，为他们擦地、烧饭、照管孩子。在这种意义上，城市中心的秩序是有欺骗性的，包围它的是城市外围那些不与中心协调、得不到认可的生存活动。

出租车司机们知道，巴黎的交通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转，是因为人们基于实践明智地无视了部分交通规则，于是他们可以通过事无巨细地遵守全部规则来使交通陷入停顿。这种做法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照章办事”罢工（“work-to-rule'”strike）。

不论具体工作为何，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掌握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并且在没有或只有很少监视的环境中劳动，这也使得他们不同于办公室员工和工厂工人。可以把这一特性视为一种非常不可靠的自主性，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可能一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才能赚到刚够维持生计的钱。不过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澄清的，对自主性的渴望、对工作时间的控制，以及这样的控制权带来的对自由感和自尊感的渴望，是被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广泛忽略的一种社会期待。

令人遗憾的现实是，许多这类缺陷可以通过改革或细化数据的生成机制来修正。不过在实践中，设计上更抽象、运算上更简单的测量方式往往因为使用方便、成本低廉而受到青睐……它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和现实后果。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