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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形成了榜样效应的不服从行为，尤其当它们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别人争相仿效时。若是这样，我们面对的就不是缘于胆怯或故意（或两者都有）的个体行为，而更多是有着大规模政治效应的社会现象。微小的拒绝服从被复制几千次后，足以彻底打乱将军或者国家元首制订的大计划。这种小的不服从永远上不了新闻头条，但是正如千万毫无头脑的珊瑚虫能够创造珊瑚礁，成千上万的不服从、开小差也能够制造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巨大礁石。

更多的政权不是被革命的先进力量或叛乱的暴民推翻的，而是在所谓的“爱尔兰式的民主”——千万普通人沉默而固执地不服从、不合作与不守序——的压力下一点一点屈服的。

第二个致命缺点是，即使在刚被设计出来时它是有效的，其存在本身也会引发一系列损害其有效性的事件。“标准对行为的殖民”Goodhart'sLaw：“一旦一种测量标准成了目的，它便不再是一宗好的测量标准”MatthewLight:“那些以达标为己任的人确实做到了，但用的并不是该准则期望的途径”

如果一位政客从政依靠的是巨额政治献金，且献金的目的是管制而非迁就公众意见，该政客就不会那么在乎平民支持者的声音了。一个未得势的社会运动或革命运动团体会比其得势后更善于倾听。权力滔天的人不必学习如何与他人“合奏”。或者正如肯尼思・博尔丁（KenenethBoulding）所说，“一个组织[或国家]越大、越集权，它的顶层决策者越可能工作在一个臆想的世界里”。

许多历史变革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

首都城市设计的核心理念坚持严谨的视觉美学，这种坚持很容易在城市周围催生出由棚户、临时定居点构成的郊区，里面住满了非法占地者一一正是这些人在伺候着居住于经过装饰、规划的城市中心的精英们，为他们擦地、烧饭、照管孩子。在这种意义上，城市中心的秩序是有欺骗性的，包围它的是城市外围那些不与中心协调、得不到认可的生存活动。

出租车司机们知道，巴黎的交通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转，是因为人们基于实践明智地无视了部分交通规则，于是他们可以通过事无巨细地遵守全部规则来使交通陷入停顿。这种做法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照章办事”罢工（“work-to-rule'”strike）。

不论具体工作为何，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掌握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并且在没有或只有很少监视的环境中劳动，这也使得他们不同于办公室员工和工厂工人。可以把这一特性视为一种非常不可靠的自主性，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可能一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才能赚到刚够维持生计的钱。不过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澄清的，对自主性的渴望、对工作时间的控制，以及这样的控制权带来的对自由感和自尊感的渴望，是被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广泛忽略的一种社会期待。

令人遗憾的现实是，许多这类缺陷可以通过改革或细化数据的生成机制来修正。不过在实践中，设计上更抽象、运算上更简单的测量方式往往因为使用方便、成本低廉而受到青睐……它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和现实后果。

我们有种自然的冲动，往往把自己的行为或者人生讲述得连贯且能够自圆其说（即使是那些完全没有条理的行为或者人生），在回溯之际给一些或许非常偶然的事情添上理应如此的色彩。

教育有两个基本功能：文明行为的养成和高尚心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