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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们已经进入长周期放缓的阶段，原因包括加入WTO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人口结构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用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从供给端看，决定经济的供给能力的三个方面——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内的变化都不大。劳

美国所有的困惑、混乱和痛苦不是来自宪法或者联盟的缺陷，也不是来自人们对荣誉和美德的过高追求，很多情况下只是因为人们对货币、信用及其流通规律的无知。——约翰·亚当斯（1787）

判断经济增长的走势，一般都是短期看需求（消费，投资，出口），长期看供给（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但两者有时候是交织的，政府的短期需求管理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能力。比如，对出口的以来降低有利于需求结构的平衡，但对供给端效率的提高来讲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房地产价格相对于其他价格的快速上升拉动相关的投资需求，但同时也挤压其他行业，抑制经济供给能力的增长。

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研究人员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估算这种实证关系，试图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找到两者之间的弹性系数，也就是所谓的“牺牲率”：把通胀率降低一个百分点，需要放弃多大的经济增长率来实现。一般认为，牺牲率取决于经济的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价格的灵活性，价格的灵活性越大，牺牲率越小。而民众对货币政策的信用度是影响价格灵活性的因素之一，货币政策的信用度越高，牺牲率越低。

新凯恩斯经济学对中央银行的影响很大，为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自然失业率取决于一些基本面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住户偏好、找工作的成本等，长期来看失业率和总需求没有关系，和通胀也没有关系。

农民工工资相对上升，已经说明人口转移的经济空间在萎缩。一个商品的稀缺性往往更准确地反映在其价格的变化上。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供给放缓，将带来工资上涨。

房价大幅下跌会造成部分房地产企业破产，以地产为抵押品的贷款违约概率加大，银行坏账增加，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房地产公司的贷款相对风险较高，随着销售额下降，资金链变紧，那些杠杆率过高、对价格风险控制较弱、融资能力不强的公司可能会面临资金短缺、甚至破产问题。相对而言，按揭贷款由于有首付作为缓冲，出现坏账比例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银行的冲击。

潜在增长率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和趋势，通俗地说，它是一个经济体“可持续的”、与其资源禀赋（包括劳动力、资本存量以及代表两者结合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匹配的增长率

华生（2009）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农民进城又引发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同时带来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是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