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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世界相对性和暧昧性智商的世界的表现形式，跟极权世界是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要比一个体制内成员跟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跟一个施刑者之间不相容性更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还是本体的。

诗人是一个在母亲的促使下向世界展示自己，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年轻人。

看上去好像没有比现在时刻更明显、更可感知、更可触及的东西了。其实，我们根本无法抓住现在时刻。生活的所有悲哀就在这一点上。

人仅需和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也就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卡夫卡、哈谢克、穆启尔、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世界，即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这一历史已经不再像预言家的列车，它变得非个人，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它。

难道不就是堂吉诃德本人在三个世纪的旅行后，换上了土地测量员的行头，回到了家乡的村庄？他原来出发去寻找冒险，而现在，在这个城堡下的村庄中，他已别无选择。冒险是强加于他的，是由于在他的档案中出现一个错误，从而跟管理部门有了无聊的争执。

对自我的探究总是而且必将以悖论式的不满足而告终。我们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制约，受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处境的制约，而且这些处境使我们越来越变得人人相似。有什么办法可以不通过心理去把握自我？把握自我，在我的小说中，就是意味着，抓住自我存在问题的本质，把握自我的存在密码。

以前，我也把未来看作是唯一能评判我们作品和行为的审判官。后来，我明白了，跟未来调情是最糟糕的保守主义，是向最强权者懦弱地献媚。因为未来总是比现时更强些。确实，将由未来评判我们。但未来一定不会胜任它的评判权。可是，假如未来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种价值，那么我还应当信赖谁：上帝？祖国？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信赖，只信赖塞万提斯那份受到诋毁的遗产。

人物不是一个对真人的模仿，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一个实验性的自我。

在小说家与不快活的人中间，不可能有和平。不快活的人从没有听过上帝的笑，他们坚信：真理是明白的，所有人都应思考同样的东西，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然而，人之成为个人，恰恰在于他失去对真理的肯定和别人的一致同意。小说，是个人想象的天堂。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不是安娜，也不是卡列尼娜，但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包括安娜，也包括卡列尼娜。

恰佩克：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征：不喜欢谈自己。小说家毁掉他生活的房子，然后用拆下的砖头建造另一座房子：即他小说的房子。传记作者的工作从艺术角度来说纯粹是消极的，既不能阐明一部小说的价值，也不能阐明它的意义。

尼采不停地为了他对贝莎的热衷而责怪他，为了——他怎么形容它的？“在肉欲的食槽里进食”或“在你心灵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而这期间在旁边东翻西找、暴饮暴食的人，其实是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