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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禅之所以为现代西方某些学者所注意和研究，则在于它在帮助人们反对高度异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如机械化、抽象化、标准化等等），摆脱人成为资本、商品的奴隶以及科技工艺的知性奴隶和消费色情等感性奴隶，使个体自我获得启悟、不被淹没等方面，能有一定启发的缘故。

从表面看，它与原始儒学相似，实则大有区别。这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从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和巩固宗法纽带立论，一个是从统一帝国和专制君主的统治秩序着眼。前者具有伦理感情，后者纯属功利需要。前者建立在氏族成员的血缘观念和心理基础之上，是原始儒家。后者是要求服务于皇家统治的政治目的，渗透着法家精神。

鲁迅说，读中国书常常使人沉静下来。我认为，包括上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生最高境界的审美也具有这方面的严重缺陷。它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和崇高（sublime），一切都被消融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

庄子则道是无情却有情，外表上讲了许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里却深深地透露出对人生、生命、感性的眷恋和爱护。

孟子把孔子、曾子所提出的个体人格沿着“仁政→不忍人之心→四端→人格本体”这样一条内向归宿路线，赋予伦理心理以空前的哲学深度。

庄子哲学并不以宗教神灵为依归，而毋宁以某种审美态度为指向。就实质说，庄子哲学即美学。他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利害、是非、功过，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从而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庄子对死亡并不采取宗教性的解脱而毋宁是审美性的超越上。

在艺术中，“意在言外”、高度含蓄固然是成功的美学风格，但“文以载道”、“怨而不怒”，要求艺术服从和服务于狭窄的现实统治和政治，却又是有害于文艺发展的重大短处。

不是去建立某种外在的玄想信仰体系，而是去建立这样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模式，正是仁学思想和儒学文化的关键所在。

所以，不是中国人缺乏抽象思辨的能力和兴趣，先秦的名家、墨辩证实了相反的情况：而是思维被这种经验系统束缚住、规范住了，成了一种既定的传统习惯和心理模式；同时，也是由于注重系统整体，便自觉不自觉地相对轻视、忽略对众多事物和经验作个别的单独的深入观察和考查，具体事物的分析、剖解、实验被忽视了。

如果说，《吕氏春秋》是用儒家精神变换了法家，《淮南鸿烈》是儒家精神渗进了道家；那么董的特点就在于，相当自觉地用儒家精神改造了利用了阴阳家的宇宙系统。

孟子固然有其光辉的一面，但如果完全遵循孟子的路线发展下去，儒家很可能早已走进神秘主义和宗教里去了。正是荀子强调人为，并以改造自然的性恶论与孟子追求先验的性善论鲜明对立，才克服和冲淡了这种神秘方向；同时由于尽量吸取了墨家、道家、法家中冷静理智和重实际经验的历史因素，使儒学的重人为、重社会的传统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从而把儒家积极乐观的人生理想提高到“与天地参”的世界观的崇高地位。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