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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了一丝顿悟：整个智利已经变成了那棵犹大之树，一棵没有叶子的树木，表面上已经死了，但是事实上它依然扎根于黑色的土壤之中，我们那肥沃的、里面的蠕虫长达四十厘米的黑色土壤！

然后当时我想到，又或许我只是现在才这么想，生活就是一连串模棱两可的双关语，它们将我们引向最后的真相，那唯一的真相。

它（恐怖）不断上升,上升,永不停止,从那里产生了我们的悲哀苦恼,从那里产生了我们的痛苦忧伤,从那里产生了但工作品的部分诠释,那种像虫一细小并且无刺的恐惧,它无疑能够上升、上升,并膨胀成爱因斯坦的某个方程式。

我当时已经无法再承受这一重压了，或许说无法再承受这一心理摇摆会更合适一些，我的良心的那些时而呈钟摆式的，时而呈圆周式的摇摆，一阵闪着磷光的迷雾，然而那是来自于一种已经熄灭的磷光，像是来自于奉告祈祷时的沼泽，在那里行走着我清醒的神志，拖着我和它一起。

他们都不会拒绝和这位鞋匠说上几句，通常是一些不甚重要的话语，但言辞永远是亲切的，节制而谨慎，却又沾染上那种温和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秋日的宫殿所带有的忧郁气息——据费尔维尔所言，那正是属于奥匈帝国人的忧郁，举例说，俄国人的忧郁，则是冬天的宫殿，而西班牙人的忧郁（在这一评价上，我认为费尔维尔有些夸张），则是夏天的宫殿或者火焰。

人活着就必须承担责任。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说的。个体要承担对其行为、话语，甚至缄默所负的道德义务。没错，他的缄默，因为缄默最终也将飞升至苍穹，让上帝听到，也唯有上帝能够理解它并对它做出审判。所以，对沉默不语也请您多加留意。

在我向茶水里加糖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倒映在水面上的脸庞。是谁看到了你，塞巴斯蒂安，而现在又是谁在看你？我对自己说。我有一种欲望，想要把茶杯扔向那面洁白的墙壁；我有一种欲望，想要坐下来，把茶杯放在膝盖之间，并开始哭泣；我有一种欲望，想要把自己变小，然后跳入那杯温热的茶水中，向茶杯的底部游去，在那里躺着一粒粒的砂糖，就像是一块又一块巨大的钻石。然而事实上，当时我保持严肃，一直面无表情。

于是，我走在街上，呼吸着圣地亚哥城的空气，带着一种模糊的自信，相信自己正处于，即使不是最好的那个世界，但一定也是处于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之中。

那些诗歌的终极含义，或者说，我认为自已从它们的字里行间所看出来的终极含义，使我陷入到一种昼夜持续的茫然又震惊的状态之中。而这种茫然又震惊的状态同时又和另一种厌倦又沮丧的状态共存。厌倦和沮丧感来得很强烈。茫然和震惊的情绪要稍微弱一点，它们被嵌人到厌倦又沮丧的状态的一个角落里生存。就像是一个伤口，被包含在另外一个伤口里面。

那些当时还活着、如今已经死去了的诗人们也隐藏在那里，由于遗忘必将到来，他们在我的头颅里，为他们的名字，为他们那用黑色马粪纸剪出来的侧影，为他们那些被摧毁的作品，建起卑微的墓穴。

现在生了病的人是我。我的床在一条水流湍急的河中打转。如果水流浑浊的话，我就能知道死亡就在附近。但是现在水流只是比较湍急而已，因此我还怀抱着希望。

无情最是原上树，依旧红霞染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