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和英雄在孤独和起初不被理解的时候非常相似。

在某种意义上，一切文学都是政治的。我想说，首先，文学是对政治的思考；其次，文学也是一个政治议题。前者影射现实——影射我们称为现实的噩梦或美梦——两者最终都结束于不仅是文学还有时间的死亡或毁灭。

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

1937年伊万诺夫被捕。他又经受了长时间的审问，然后打入黑暗的大牢，从此被人遗忘。审判员根本不懂文学，主要兴趣在于了解伊万诺夫是否与托派分子有过联络。在蹲大牢的那段时间里，伊万诺夫成了一只老鼠的朋友，他给老鼠起名叫尼基塔。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我有个朋友说这样考虑偶然性是不对的。他说，对于坐火车旅行的人来说，世界就不是偶然的，哪怕火车穿越陌生地带，穿越旅行者永远不会再见的地带。对于早晨六点起床、困得要死，但不得不去上班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我的朋友说，痛上加痛是事实。疼痛越多，偶然性越少。

我们写作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或者只是想看看我们能走多远。

咱们都是外星人，恩里克说，就是说，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是被放逐到地球上来的。

他喜欢夜间回家走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喜欢街灯的颜色和照在房子上的光线。喜欢他移动时跟着他一起移动的影子。喜欢烟灰色的黎明曙光。喜欢聚集在小酒馆、说话不多的人们，他也变成了小酒馆的常客。喜欢痛苦，或者对痛苦的追忆；毫不夸张地说，痛苦已经被无名的什么东西给吞噬了，吞噬之后，变成了一片空白。他喜欢这样的意识：痛苦最后变成空白的等式是可以成立的。他意识到：这样的等式可以应用到一切方面去，或者几乎一切的方面去。

一种生活，或者一种青春生活，总是与另外一种相似，尽管客观上有所不同，甚至对立。我则认为，我和她在某种程度上走过了同样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战争、冲突、接受了同样的情感教育。

他说他叫哈里·玛嘎尼亚，至少写出来是这个名字。但是，他自己把玛嘎尼亚发成“马嘎纳”。结果一听他这样发音，有人理解成“马克嘎纳”，好像这个无足轻重的无赖就凭着自己的鸡巴而成了苏格兰人的后裔了。

海滨大道上吹来一阵清风让我清醒过来。路上只剩下摇摇晃晃唱着歌回酒店的游客，零星有几辆车缓慢地朝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开，仿佛全世界都突然之间筋疲力尽，病恹恹的，所有的力气都涌到床上和关了门的房间里。

这是我从怪物横行的星球上传递的最后的信息。我再也不远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从此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在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

有时，法尔范觉得那些烟圈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蛇群，有的像胳膊，有的像弯曲的大腿，有的像在空气中爆炸的腰胯，有的像其他尺寸的夹肉面包。

她是个上了年纪却依然果然的女人，不是抓住悬崖的边缘，而是怀着好奇和优美姿态跳下去的人，是个保持坐姿跳下去的女人。

一句话，最宝贵的是身体力行。这不是说，体验不能从长期与图书打交道中获得。体验远远超过图书之上。

现实生活再次向他表明：蛊惑性宣传、教条主义的说教和愚昧无知并非某个具体集团的专利。

费尔韦尔说：乌鲁蒂亚，那个维也纳鞋匠的故事使我感到悲伤。我说：费尔韦尔，你还有好多年可以活呢。他说：生命有什么用处？书籍又有什么用处，仅仅是些影子罢了。我说：正如同您一直在观察着的那些影子吗？费尔韦尔说：没错。

克疤多揪住我的领口把我拎了起来。我挥了几下手，完全没用，想要踢他，但是我的四肢像羊毛一样瘫软。虽然我觉得克疤多不会听，还是嘟囔着我不是纳粹，我没有犯任何罪。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克疤多的力量与坚决在暴风雨和巨浪的激发之下势不可挡。

英格博格说：“星光都死啦。那都是几万亿年以前发射出来的光芒。是过去的事了，明白吗？星光发出来以后，咱们就都不存在了，没有生命，连地球也不存在。星光老早老早就发射出来了。还不明白吗？是往事啦。咱们周围都是往事啊。是不存在的东西，或者仅仅是记忆，或者是猜想，在咱们上方照耀着群山和雪原，咱们无能为力，是躲不开的。”

“毛毛虫从来不跟人争论，也不表示看法，但并非那种不尊重别人的人，只是倾听，存在心里，或者也许仅仅是倾听，随后，由于注意到了与别人不同的领域，就忘记了听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