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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影响力是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的，这样才能资助军舰、军机和军事基地的建设。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中国人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管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戴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的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不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

中国有地理上的优势，要在亚洲发挥影响力可谓轻而易举。反观远在8000英里外的美国，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发挥影响力时，双方所付出的努力、后勤方面的复杂性和成本上的差异，是相当可观的。与中国13亿的庞大人口相比，美国仅有3.14亿人，这加剧了美国的艰巨挑战。

中共能控制腐败吗？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腐败不会使这个制度垮台，但会阻碍它有效地运转。关系能决定升职或任命，还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也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

问：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增强，东南亚国家会不会面对一种危险，及多度依靠中国经济，使得中国只要威胁要与我们断交，我们就会痛苦得不得不有求必应？我的意思是，就如现在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它已无望宣布独立”。答：情况完全不一样。台湾是一个情感、民族的问题。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先后让荷兰、葡萄牙和日本占据的省。他们一直认为这是国耻，因此想要收复。然而，我们与他们之间没有历史纠葛，他们没有理由会想要控制我们。

问：这是否是他们能长期执政的秘密？许多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保持对权力的掌控，特别是东欧和苏联。但是他们失败了。答：中国不同于东欧。东欧是一部分属于文艺复兴，另一部分属于要求解放、自由思想的国家，那里的每个人都有创造カ。中国是中国。如我所说的，每个中国人的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中央强大了，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软弱，国家将无宁日。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因财富差距引起的不满，不至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卫星电视使这个问题加重了。成都或云南的人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北京的发展状况。他们看到了由世界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的宏伟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他们会说“这眼我有什么相关？什么时候能轮到我？”

我不预见新加坡得靠中国经济生存。如果我们只会讲华语，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即使中国再强大十倍又有何不同？它会使我们强大十倍吗？不会。我们的繁荣是因为与全世界接轨。未来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海南岛，我们不是别无选择的香港。距离、身份认同使得他们别无选择。我们是处在一个十分多元的群岛中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世界回到这里来的。

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首次领略到种姓制度的巨大影响力。当时我有一名属于婆罗门阶级的私人秘书，名叫A‧桑卡兰。他的父亲是新加坡登路印度庙的祭司。你可以从桑卡兰的身体特征看出他是一名婆罗门人。

我是帶著難過的心情對印度做出這些觀察的。我一開始是為印度加油，因為它是一個民主國家，而中國實行的則是專制統治。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領悟到了兩件事。第一，民主制度並非什麼靈丹妙藥，它無法為所有人解決所有的問題。中國若是民主國家，就無法取得今天的成就。第二，社會內有一些根本的勢力是難以改變的，那些歷史愈是悠久的愈是如此。印度受制於其內部結構幾乎無法改變的現實，並被種姓制度緊緊束縛，無法掙脫。

尼采不停地为了他对贝莎的热衷而责怪他，为了——他怎么形容它的？“在肉欲的食槽里进食”或“在你心灵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而这期间在旁边东翻西找、暴饮暴食的人，其实是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