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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习者最常见的谬误，是直奔诗歌或小说的内容而去，将表达内容的方式抛在一边。

现实主义人物观只是诸多人物观中的一种。尚有大量文学作品并不热衷于告诉读者主人公早餐吃了什么，或者司机的袜子何种颜色。《新约》将耶稣当人物来呈现，但无意深入其内心。心理探究与《新约》的主旨无关，它不想成为一部人物传记，甚至连中心人物的外貌都不曾提及。

那么究其原因，并非她冷酷无情，而是她清楚地认识到，在此等社会条件下，爱情注定无法摆脱受压迫的命运。两性关系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偏差自然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吸血鬼、哥特式恐怖、变态心理行为、非主流元素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宠儿，便然以正统自居，宛如从前的简朴与贞洁。《失乐园》的读者更钟爱弥尔顿笔下满腔怒火、桀骜不驯的撒旦，很少有人喜欢上帝，因为他讲起话来像个便秘的公务员。

但是，身为作者，真诚总该有吧？巧了，在文学批评中，真诚这个概念偏偏没有太大的意义。即便在真实的人生中，有时候也是这样。

忠实于生活并不总是意味着忠实于生活的表象，也许意味着要将这表象撕碎。

怪癖使怪人成为囚徒，正如习俗使常人成为囚徒。这样，在我们身处的社会里，大家都成了自己的标尺。人人各行其是，无论这意味着咬啮自己的妻子，还是在口袋里叮叮当当地摆弄零钱。可是，这绝非一般人所想象的真正自由。共同的标准几乎已经崩塌殆尽，真正的沟通也因此中止。人们改用自创的词汇和晦涩的暗语讲话。他们彼此之间与其说是相互关联，还不如说是随意碰撞。

小说也许会认为人物脑筋迟钝、心地善良，或是极端卑鄙无耻，但它完全可能出错，并且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向读者提供反面的证据。

在戏剧舞台上与剧中人物共情，会有令我们批评锋芒钝化的危险。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大受当权者的欢迎。共情拾高了情绪，贬低了批评理性。

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让人觉得，社会制度放弃对公民的责任，令所有人都成为孤儿。社会就是个假父亲，从不履行父亲的义务，反而让所有男女替他承担责任。

尼采不停地为了他对贝莎的热衷而责怪他，为了——他怎么形容它的？“在肉欲的食槽里进食”或“在你心灵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而这期间在旁边东翻西找、暴饮暴食的人，其实是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