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发展是累积式的,而不是英雄凭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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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三位的是南欧,来自这一地区的移民带来了我在1964年时常光顾的那些意大利餐厅和希腊餐斤。澳大利亚的移民支持者“惊奇地发现”:“若是经过精挑细选,意大利人也能成为绝佳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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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能够允许反人性的罪行。无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宣扬什么,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明辨是非的意识,并坚守这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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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苏联觉得不安全,芬兰也没有办法安全。说远一些,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冲突都有可能让苏联感到不安并因此对芬兰提出要求,所以说,芬兰必须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巴锡基维和后来的吉科宁成功地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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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根据我个人的第一手经验,以4个开采业公司为例,探讨这4家公司的做法:为什么这些公司认为那么做是有利的,有的最后却伤害了环境,有的就两全其美,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没有伤害环境?我的动机很实际:希望让目前正在破坏环境的大企业知道悬崖勒马,并指出哪些改变最有成效,能让它们达成这个目标。我将讨论的4种开采业是石油业、矿业(包括金属矿和煤矿的开采)、伐木业以及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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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的原理:给我们接种一种已经死了的,或变弱了的菌珠,促使我们的抗体产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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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地悲剧”的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让每一个使用者了解公地的利益在哪里,拟定一套审慎的配额办法让所有人遵守与执行。下列情况如全部符合,的确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使用者来自同质性群体,每一个人能彼此信赖、互相沟通,共享未来且在日后准备将资源留给后代,能自我组织、自我约束,资源的范围和所有的使用者都已明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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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新加坡基地陷落后,澳大利亚的反应是去责备英国的“背信弃义”,而不是反思自己在二战前没有承担起发展国防的责任。一战后的德国则是一个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这最终为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二战后的日本依然否认自己国家发起战争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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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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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可以选择只关注自己目前感兴趣和认同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是:我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龛中,我只承认自己认同的那一套“事实”,我继续为我一直支持的党派投票,我不了解对方党派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做出跟我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见不同的代表达成妥协。“定制信息”导致视野狭窄和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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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这样的反应理解为何少数澳大利亚巡逻官和当地的警察就可以终止新几内亚东部的部落战争。他们来到交战的村落,买下—头头猪,当场用枪击毙猪让村民了解他们的武器火力强大,接下来拆除村庄的围桩,没收战争用的盾牌以免任何人再发动战争。偶尔有几个当地人胆敢发动攻攻击则立即被击毙。当然,新几内亚人眼睛雪亮,看得出枪支火力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