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的一种创造,我们发明了词,决定它们的用法。理解一个词恰恰意味着知道怎么使用它。以“真理”这一概念为例,当你充分地理解怎么去正确地使用“真理”这个词,以及与它有关的“真正的”、“真实”等词的时候,那么你就充分地理解了它的意思。这个意思仅仅是这个词的既有用法,而不是某种存在于某些非语言领域的独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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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学生引入哲学大门,有三种方法已得到很好的尝试。一是让他们阅读某部公认的经典,在适当的时候再读另一部,如此等等。一是让他们集中思考哲学中的一个恒久的问题,并比较不同的哲学家对此的不同表述,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其他问题。第三个方法是让他们学习哲学史,这样他们既遭遇了问题,又熟悉按编年史顺序出现的每个哲学家的著作。这三种方法可以简略地称为:著作、问题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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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革命而达到无冲突社会的信仰就可以赋予任何人以破坏和贬损现存一切的特权——甚至可以强暴地做这一切,只要它能带来一个无冲突的和谐王国。无疑,马克思主义对必然性的坚信,是给这样的行为提供了便利。由此,他们接受了一种可以用暴力摧毁一个制度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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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的“道德箴言”可以概括为:爱他人,就如他人爱他们自己那样爱他人,并积极承担这种责任;人类可能无法摆脱个人孤独的不可避免性,但只要我们这样做,就能为我们和他人的个人生活带来一些恒定性,带来自主和自由(事实上的自由,而不是法律上的自由),并且获得享受共同的人性善带来的幸福的机会,从而能够以这种方式团结起来。鲍曼是一个作为行动的人的社会学家,而且在他的著作中,道德的和梦幻的事物总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很可能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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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最著名和最有积极意义的学说是他对自由的见解。这是个对公众心灵感召最大的学说,因为它向人们展示了自由的毫无约束的景观。作为人,我们的自由是完全的、绝对的。没有任何事物能在任何时刻阻止我们做任何数量的鲁莽的和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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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令人吃惊的是,许多自以为晦踏实地、非常现实的人,却把对模式进行检验这样一个重大题看作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你不把那些支配你的思想的先决观念翻岀来见见亮光,那你遇事就会成为其时其地正统观念的囚犯。你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的模式,就会在你浑然无知的请况下成为禁锢你的思想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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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这个国家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大约在十五年前对我说:“你没有必要了解如何在哲学方面表现良好;你只需聪明并对这一科目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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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还是这样跟你谈吧:在欧洲思想的历史发展中,自由主义形成于与经验主义哲学、科学方法的紧密联系之中。这三个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即,“不要以既定权威的话为凭证,而要观察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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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生活可能的确不那么自在了,但也有人确实希望把这些问题想透。他们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像现在这样生活;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生活。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人的欲望;是被一些最富想像力、最有智慧和才华的人所深深体验到的。不错,这的确是一场词语之争,然而词语并不单纯是词语,它并不是哲学游戏的马前小卒。词语表达思想。语言涉及、表达并改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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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已作出这一结论:意义的基本单位,即人类反映世界上事物的状态,并在彼此间交流,这些反映的最小单位就是言语形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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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诗歌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歌是不受我们意志的支配的。诗人不能强迫自已写诗,它本是有感而发的。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不能强求自己作出反应:我们只能去感受诗歌,让它撞击我们的心,引起我们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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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诗人海涅曾告诫我们,不要轻视闭门苦思的哲学家,因为他可以产生出雷霆万钧的力量;把他视为从事着许多价值轻微的工作的无害的学究,那就是低估了他的能量;假如康德没有使唯理论神学家的上帝权威扫地,罗伯斯庇尔就不会砍掉国王的脑袋。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力量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它是间接的力,却又是深远的力;哲学家绝不是无害的咬文嚼字者,而是一股巨大的善或恶的力量,是人类未被认识的立法强人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