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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代早期民族在个人领域更为包容，现代民族主义倾向于坚持民族身份应包含文化源头和政治命运；而近代早期的波兰认同则认为上层阶级可以在文化上倾向一方，在政治忠诚上倾向另一方。

如同语言，宗教也能被之后的民族主义者追溯为一种民族身份的记号或载体。然而并没有发生过导致领土争端及其解决方案的宗教冲突，无论是德国的“谁的王国，谁的宗教”（culusregio，eiusreligio）方案，还是法国的“一个王国、一部法律、一种信仰”（unrol，unefor；uneloi）方案。

到1944年，波兰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同意民族性存在于人民本身，而不是在精英保留的传统中。。。。民族性既能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题，也能让他们成为客体。如果民族性存在于人民本身，而民族问题是由于人民和领土的不匹配所造成的，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移开人民。

共产主义使用普世的语言，但共产主义者在行动上常常或多或少地围绕民族主义中心展开统治。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使用的是排他性语言，但是民族主义本身存在几个普世的特征：原则上它认可任何群体都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民族主义从一种社会生活中培育另一种；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们带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是可以互相照搬的。

近代早期的民族观念在政治领域却比现代民族主义更包容，因为后者要求的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波兰-立陶宛王国保留了波兰和立陶宛的法律及行政机构。

民族复兴的文学柔术表面上充满了对波兰文化的敬意，实际上揭示了立陶宛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为了跳过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历史终将成为美。

在一些农民家庭中，祖父辈说立陶宛语，父辈说白俄罗斯语，子孙这一辈说波兰语：一个家庭就是历史变革的缩影，这也正是立陶宛活动家希望改变的。

如果国家机器剥夺了某个团体视作珍贵的东西，那么那些能够提供这种东西的组织就能得到支持。

在波兰王国，方言（波兰语）取代了外来的书面语言（拉丁语）的统治地位。波兰语被提升到和拉丁语一样的地位，这代表了整个使用拉丁语的欧洲地区的历史趋势，从意大利人的“语言之问”开始。在立陶宛大公国，外来语（波兰语）取代了本土的政治和法律语言（斯拉夫官方语言），并阻止了当地方言（鲁塞尼亚语）进一步用于书面文字。

大公国传统的白俄罗斯分支警示我们不要忽略那些危险思潮，即认为过去的语言或“种族”群体就是现有民族群体的祖先，这种想法犹如在现代性的魔法下变得栩栩如生的假人。在现有现代民族的情况下，这些民族的历史学家会发现要“证明”他们继承自某些“种族群体”是很容易的。

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观念比起之后的现代民族主义，它有时更排外，有时又更包容。它更排外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获得了所谓全体民族成员的支持，而近代早期的波兰政体则将有投票权的政治团体同被剥夺公民权的下层阶级区分开来。

尼采不停地为了他对贝莎的热衷而责怪他，为了——他怎么形容它的？“在肉欲的食槽里进食”或“在你心灵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而这期间在旁边东翻西找、暴饮暴食的人，其实是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