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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派言情小说的代表，是1912年同年连载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O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

现在看来，新旧文学的关键之一在于争夺读者，老牌的鸳蝴阵地《小说月报》自1921年1月（12卷1号）起革新，由胡适全面执编，紧接着停刊数年的《礼拜六》在当年3月便复刊了，以表绝不示弱。

王鲁彦此类作品提供了小说典型环境描写的新范式，也使早期乡土小说获得了民俗学的价值。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

自觉地运用文学来为革命吶喊，在急剧的变革年代里，以特殊的热情，写出“思想大于艺术”的具有重大社会效果的作品，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由于对革命生活与工农群众缺乏实感，必然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加之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正面描写革命的作品，有的往往盲目地歌颂城乡暴动、飞行集会，画面变得粗暴怪厉。

革命激变时期总要产生一批宣传性文学作品，这类作品的社会效益往往是得到历史承认的。

共产党则指示创造社、太阳社停止攻击鲁迅，让他门与鲁迅以及其他革命的“同路人”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革命文学组织，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这样，历时近两年的论争便停止了。

早期白话诗主张诗的思维与形式的彻底散文化，从而达到“非诗化”，并追求明白、易懂，实现诗的平民化；而现代诗派仍然坚持“纯诗”的观念，强调“（现代）诗是诗”，因此，仍然重视诗的思维、诗的情绪，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诗的韵律，追求诗的朦胧美，走的还是诗的贵族化那一路。

但文学革命的主张，在思想禁锢的“无声的中国”一时还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发难者们甚至有点寂寞。

读他的散文，就如同走进了他的生活。如《日记九种》将自己每日的遭遇包括所思所想都如实向读者倾诉，有点类似当今某些袒露的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文字，这样真率自然的写法，不但在传统散文中少见，在新文学中也很独特。

我在心里对自己发誓，这一生世再也不陪新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