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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晚年，这种创作与批评的差异常常令我很难过，因为我本该在年轻时冒一冒风险。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因为我没成为创作者。这让我相当痛心。

为何那么多大学同事都不太喜欢我？为何我这辈子一直有点边缘化？因为出版第一部作品《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今，我一直说，创作者和评论者（或者解读者）之间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算的。

所谓的“概念”艺术的世界却让我深恶痛绝。对那些在泰特美术馆的地板上放一些尿液便自认为创造出伟大艺术的人，我会平静地说：“你们是群可怜的白痴！”除此，我无话可说。

存不存在巨人的时代？存在，而且很神奇，巨人们会以星丛的方式出现。莎士比亚周围环绕着四五位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

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女性的专属领域。小说被女性统摄。具体说来，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多语种的形式，能表现不同话语和词汇的层次。弗吉尼亚・伍尔夫敏锐地意识到并探讨过这一点。当代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们也察觉了性别差异引起的不可理解性；总有一方是晦暗不明的。说到底，我们很难彼此理解。那些白痴而低俗的笑话，诸如女人说不要的时候，意思是她要”之类的，都有符号学的基础（这个词或许不合适，但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作为一名读者，作为一名教授，我亏欠这些文本很多。它们滋养了我的思想和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得捍卫文本背后的这个人。

难道人文学科可以泯灭人性，使人走向极端吗？它们不但远未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提高我们的道德敏感度，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人文学科把我们与生活分离开，带给我们如此强烈的虚构感，以至于现实变得苍白无力。

就拿我亲身经历的一则趣事做例子吧。我第一次受邀去北京大学讲学，坐到办公桌前的时候，突然闻到了股恶心的气味。我发现打字机就摆在垃圾桶旁边，键盘还有一半被截去，桌子只有三个半桌腿。整整五分钟，我陷了愚蠢的恐慌中。我正想着：“这怎么回事？我可不能.....

奥斯维辛之后的五十余年，种族斗争仍遍布巴尔干半岛和非洲，人们怀疑自家邻居属于其他种族（这个词终究毫无意义）或民族，为此担惊受怕，因为这会导致房价的下跌——这难道不是一种下流行为吗？即便可以理解，但仍然是下流的。人是一种领土动物。残酷，容易惊慌失措。但是，上帝啊，至少要试着从这些桎梏中解脱出来。

漫步于欧洲的某条街道，就意味着与每个房屋上的铁牌邂逅，而房屋上的铁牌纪念的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件：过去对于欧洲来说很沉重。相反，未来对欧洲而言微不足道，这个问题很严峻。

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她，她不爱你；还有水仙花，表示她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了她终身痛苦，另外要配上石竹花来加重这涵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