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当社会等级提升时,人们的心境会变得欢快,帮助行为也会相应增加。
AI时代,有人焦虑失业,有人偷偷变强,不写代码不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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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社会等级提升时,人们的心境会变得欢快,帮助行为也会相应增加。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女性,同伴对她的地位评价很低,这个记过似乎和男性刚好相反(Cashdan,1995)。有趣的是,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女性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女性对自己的地位评价很高,但是同伴对她的评价却很低。
很多研究都发现,当人们对道义规则进行推理时,他们会自发地搜寻违反规则的例子。比如说,面对这条道义规则——“所有喝酒的人都必须年满21周岁”——人们通常会自发地搜寻那些年龄不够却正在喝酒的人。截然相反的是,当人们对陈述性规则进行推理时,他们会自发地搜寻符合规则的例子。
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看来,曹操好像有好几张脸,但又都长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矛盾,这真是一个奇迹。
可以说一件衬衫的制作凝结了成干上万人的劳动。他们的工作最终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制,每个环节犹如钟表中的齿轮紧密衔接,将衬衫最终送到需要的工人手中。
腰臀比率较高的男性不仅拥有较高的睾丸激素水平,而且往往更加健康,患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某些癌症)的几率也更小(Singh,2000)。两项相互独立的研究表明,腰臀比率较高的男性通常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有决断力,而且经常被他人认为更有领导气质(Campelletal.,2002)。
对传统部落的研究结果强烈表明,人们对那些极力争夺支配地位的成员表现出敌对行为,比如奚落、排斥、驱逐,甚至是杀害(Boehm,1999)。
不仅如此,在男人之间的交谈活动中,如果一个男人认为自己及比对方的支配地位更高,他甚至会压低自己的嗓音(Puts,Gaulin,&Verdolini,2006)。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对支配型的男性表现出更多的注意(通过眼动仪来记录注视点),但对支配型的女性却不会如此(Maner,Dewall,&Gailliot,2008)。
梅加吉的研究揭示了一项重要的性别差异。那就是,男性倾向于通过拔高自己(比如提高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来表达他们的支配特征,但是女性的支配行为通常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地位获得提升,而是为了实现整个群体的目标。上述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在追求地位这一点上确实存在性别差异。
简而言之,对道义规则和陈述性规则,人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推理策略。在道义规则中,人们寻找反例;在陈述性规则中,人们寻找能够证实规则的例子。即便在3岁的儿童身上,也表现出这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这意味着,这两种推理形式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出现(Cummins,1998)。
可以説,很多人的撒謊體驗都是從作文開始的,而為數不多的説真話體驗,是從寫情書開始的。
即便是我们认识的人,只要我们知道他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我们对其身高的心理估计值还是会有所夸大。
人类身上最可靠的证据之一是,地位的变化会导致睾丸激素水平的变化(Mazur,2005)。
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建立威望的方式通常是:在大家非常重视的任务中表现出超凡的能力;多予少取,慷慨大方;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来顾全大局(Anderson & Kilduff,2009)。这说明,想要获得威望,付出比索取更有效。
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当中,一个女人宁可和其他女人共侍一夫(当然是地位高、资源多的男人),也不愿意和一个地位低、资源少的男人结婚(Betzing,1986)。
觉得别人对自己的接纳程度较高的人,通常拥有较高的自尊水平;反之亦然。近期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如果一个人拥有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即受到别人的欢迎和接纳),他的自尊水平也会高于普通人(Denissen et al.,2008)。
自尊水平反应了配偶价值——这个假设在近期的一项研究得到了部分的支持(Penke & Denissen,2008)。
还有人对神经递质5-羟色胺和支配等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Cowley & Underwood,1997)。
相比之下,支配型的人是让其他人害怕他,但是有威望的人却会赢得其他人的钦佩。一个有威望的人,其他人会向他寻求专业的指导(Henrich & Gil-White,2001),或者从他那里获取一定的繁殖收益(Buss,199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