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就是敦煌历史的特性。敦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边境小城，像一枚看似微不足道的纺轮，但大历史的很多线索却都在这里丝丝入扣。风往往起自青[插图]之末，那些社会中微末的振动，往往是下一个时代的星火，这个道理被敦煌一次次证实。

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敦煌艺术最精美的部分，并不在如佛陀一样的大人物身上，而是在佛教世界的小人物身上，看敦煌，我们需要一双发现小人物的眼睛。

传说九黎有九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九个氏族，以蚩尤为首领，共八十一个兄弟。后来炎帝与黄帝结盟，与蚩尤在涿鹿（今河北涿鹿、怀来一带）大战，蚩尤以失败告终。因此，有人认为中原人最初是由炎黄部落和九黎部落共同构成的，“黎民百姓”中的“黎民”就是九黎之后。

汉武帝的历史，不仅仅是卫青、霍去病、李广等铁血男儿的喋血疆场，也不仅仅是张骞、苏武、班超等柱国栋梁的夙兴夜寐，同时也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等红粉佳人的合纵连横。英雄建功的鲜血与美人思乡的热泪，共同写成了汉武雄风。她们将汗水与青春洒在异国，却将心留在了故乡，是大汉帝国温柔的脊梁！

永平十年（67年），他们在大月氏遇到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邀请两人回国面见圣上。于是，众人用白马载着佛像和经书，经大夏、西域、河西走廊之后抵达洛阳。后来明帝为两位高僧修建的寺庙就叫白马寺，洛阳白马寺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座寺庙。从此以后，中国就有了佛僧、佛寺、佛教。

佛教的宗教场所之所以称为“寺”，与“鸿胪寺”有关。鸿胪寺是汉代的外交机构，寺就是接待外宾的国宾馆；西域来的僧人当然是外国人，所以就把他们安排在“寺”居住。

南北朝佛教的主要特点是“北造像，南造寺”，北朝看重禅修，以开窟造像为多；南朝看重义理，以建造寺庙为主，所以才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

敦煌石窟具有天然的民间属性，不画庙堂只画众生，而云冈石窟有皇家宣传工具的属性。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351年—394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我们不能因为热爱而一叶障目，不能因为别人还不知道而心生嗔怒或轻视。

艺术想占有人类的东西从来不是财富、权力和赞叹，而是时间，人类消费时间的总和才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三苗人带来了敦煌的人口基础和移民精神；汉武帝打造了军事保障和农牧并举的经济基础；李广利带来的良马，提高了交流互动的速度；常惠、班超经营西域，开拓了敦煌的地缘空间；悬泉置提供了高效的物流和大数据系统；张芝带来了文化革新和艺术启蒙。

地理决定历史，历史层累出文化。

为了活下去，冻得瑟瑟发抖的西戎人被迫东进，他们涌进中原地区，颠覆了西周王朝。所以西周的灭亡，并不是由传说中“烽火戏诸侯”的游戏而决定的。当时的犬戎和周王朝之间激烈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北方草原地区的气候变化，这导致游牧民族向暖湿地区迁移，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我们来看看武川的居民都有谁呢？宇文泰，北周的奠基人，唐太宗李世民的外曾祖父；杨忠，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李虎，唐高祖李渊的爷爷。由此可以看出，北周、隋朝和唐朝的皇族都来自武川镇，他们影响了近三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

从名将张奂到草圣张芝，体现出东汉后期河西地区的世家大族从武力豪强向文化世族的转变。这不仅仅是河西一地的特点，中原各地的大家族几乎都出现了弃武从文的现象，这是汉武时代向魏晋文风转变的先潮。

因为贵霜曾经依附于希腊王赫尔谟尤斯，所以深受希腊艺术的影响。当贵霜人把弓箭射到印度河河畔时，也将希腊艺术带到了北印度。当希腊雕塑艺术遇上了佛教，就产生了著名的犍陀罗艺术。

一个民族一旦开始迁移，就拥有了移动性。在古代，移动性决定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创造历史的能力。

因为我知道，如果它可以开口说话，一定不会炫耀辉煌的大唐，也不会怅然感叹耻辱的晚清。它会用温柔的目光抚过每一个来敦煌的人，语义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