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已经是初冬了，天又黑又冷，我背着蛇皮袋里的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跑。我跑过村庄，被惊醒的狗汪汪大叫，我跑过传说中神鬼出没的芦苇荡，鬼神一片静默，我谨记老人教诲，始终没有回头看，我跑到公路上，上面一辆车都没有。我沿着公路跑啊跑，天地一片寂静，连刚种上麦子的田地都在沉睡。

是的，他拉床上了虽然他一直有尿床的毛病，但真的拉床上，我们还是不能接受，毕竟他都十来岁了。花打了他一顿，把他扔进吵架夫妻门前的大塘，让他洗洗干净。而他留下的真正的烂推子，那些粘着又黏又臭的屎的被褥，就只能让我去收拾了。我是个软弱的人，所以我什么都干。

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会做些什么饭呢？我们吃完了红薯，就吃米饭，等米饭也吃完了，就吃面条，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做馒头的，做馒头着实是个技术活，不是水放多了就是面没开好，我从来没做出过一锅合格的馒头，与其说是馒头，其实只是一堆面疙瘩，要多难吃有多难吃，当然，再难吃我们也都吃完了。

我在屋里抱着妹妹，她被包得像个粽子，我就像抱着棵大树一样吃力地抱住她，……

我总是想：最简单的话已足够。当我说出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的心一定会被撕成碎片。如果你不挺身捍卫自己你就会倒下去这你肯定明白。

和奶奶朝夕相处，我对她非常依赖。小时侯我经常生病，她连夜背着我去看医生，我们走在静谧的田间，只有满天星斗相伴。为了省电，她不开手电，就着月色往前走。在黑夜里，只有干燥的路面是发白的，我们一老一少走在上面，那情境就像童话里的人物，在发光的小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整个上午我都在林子里闲逛，时间漫长而乏味，整个树林只有我一个人和一些不需要南迁的鸟。它们在树上叫，我的脚步在落叶上响。我拿出小刀，在泡桐上刻字，每一刀都会留下汁液。我在好几棵树上刻上“天不公平”，最后以“我操ni妈”收场。我也不大明白在操谁妈，反正那一天我对世间一切都怀有恨意。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

真正的投资，有且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是否在创造真正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否有益于社会的整体繁荣。

在这种处境下，一个足智多谋且固执的青年自然不会忘记，一个遇到船的人应该把自己的消息装在瓶子里托付给大海，并且不应丧失信心，因为永远存在着某个人把瓶子捞出来的机会。

一九七一年我根本想象不到一九八三年这个年度会真的转来自己身边。尽管如此，当一九八三年实际上毫无激情地降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依然听着吉姆·莫里森和大门乐队的唱片。我三十四岁，仍未能把暗夜点燃。

她的生命就是不停燃烧，燃烧，用自己，也用所有家人当做燃料。

在二哥的葬礼上，前后两代孤儿共聚一堂，流下了心事复杂的眼泪。纵观二哥短暂的一身，最大的功劳就是生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如果可以，我真想在他的墓碑上刻下“孤儿制造者”这几个字，除了这几个受尽磨难的孤儿，还会有谁会为他掉一滴眼泪呢。

我们在地上滚来滚去，玉玲吓得哇哇大哭，后来发现没人管她，她只好停止哭泣，坐在旁边看电视，……

空空关了电视。我们一起走出去，街道昏暗，到处是矮小的出租屋，本地人的楼房就像被蚁群哄抬着的巨象矗立在夜色中。

这就是她固守一生的观念，她认为有女人有孩子一个家才算完整（这两年她同样闲着，每次打电话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子），而维持一个家的完整就是她活着的全部意义。不管受再多的苦与累，只要孩子们都“熬成一家人”（奶奶语），她地就死而瞑目了。

就是这样，大人们言辞间的闪烁逃不过小孩子敏感的心，他们总以为孩子太小不懂事，可他们总会记得那些奇怪的事情，并在脑中不断反刍，直到有一天恍然大悟。

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去看他，站在床前，他把我认错了，我告诉他我是欢欢，他佯怒道，胡说，欢子难道已经长这么高了吗。外婆在旁边帮他确认，说就是阿欢，你难道连你最喜欢的阿欢都不认识了吗。 哦，阿欢。他沉默良久，眼晴里慢慢渗出眼泪，姥爷对不起你啊！

杨可吃过傻子的屎。这件事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说，这不是个美好的回忆，对谁来说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