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的，简简单单，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美好或意义多么重大，仅仅因为有做它的可能。

我不喜欢这类“伟大真谛”，我相信，在人类生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存在着无数微不足道的琐碎问题，而且只有它们作为整体才真正重要。

人不能仅仅只为现实的东西而活着，也要有所追求……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一些多余的东西，某种悦目、闪亮、美丽的东西，即使是非常廉价的美丽。大部分人无法生活在没有美丽、眩感的世界里，总是需要一些东西。如果没有更好的，甚至一张价值六菲列的明信片就够了，带着暗红和金色色调的黄昏，或者是森林里黎明的一道阳光。我们天生如此，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连穷人也一样。

人们不满足于仅仅是赚取面包和维持家庭，他们有一份工作，并诚实地完成它……不，人们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完成自己的愿望。他们想要的不仅是面包和生存，不仅是份工作，还是一份事业。否则生命便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给予我任何东西，给我留下的只是不安，谨慎，认真地填充时光而已。人生是空虚的，如果你不用某种危险而又刺激的人物来将其填满的话。这种任务当然只有一个：工作。而另一种类型的工作是看不见的：灵魂，精神和才智的工作。

我们身体的百分之七十是液体，而真正用来构成人体的固体物质只占剩余的百分之三十。同样地，人的性格中也有百分之七十的成分是虚荣，而剩下的部分则是欲望、慷慨、对死亡的恐惧以及荣耀感。

现在我年纪大了，也看清了，其实穷人才是唯一真正的英雄，而其他一切形式的英雄主义都只是暂时的、被约束的，或者说到底都是虚荣。然而能够在贫穷中过上六十年，安静地履行家庭和社会所强加的全部义务，同时还能保持人性、尊严，甚至保持快乐和慈悲：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对殖民者来说，天花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神圣礼物，是一种“神奇的”工具，用来对付那些令他们讨厌的非基督教徒本地人…然而，当殖民者认为上帝行动不够快时，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可能自己动手，试图故意让附近的土著居民感染上天花。

对中国历史文化无知，是很值得忧虑的。与其唱高调，提倡尊孔读经，不如先下点工夫消灭电视屏幕的错别字，并净化广告语言和形象，这对青少年乃至广大公众的影响要大得多。

对峙时期的鸳蝴—礼拜六派文学转入了市民社会下层，仍然存在。其时，社会言情小说的创作繁盛，到这一阶段的末尾，出现了现代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

对祖国的热爱/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对于你们的宽大/我不期待……

对中日战争罗斯福避免引用这项法律，表面上是因为中日并未正式宣战，实际上是由于他认为武器禁运对中国的伤害远大于日本。1939年11月4日通过的第四中立法，允许交战国向美国购买武器弹药，但款项须以现金支付且运送军火须用本国或中立船只。由于英国实施封锁，仅英法能够符合这些条件，因此“中立”越来越只是个技术性名词。

对自己的心理发展及生活事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把病人的感情往自己身上揽不要让反移情见诸行动运用反移情以帮助解释运用反移情愤怒去理解病人的敌意检查自己的情感反应，作为了解病人动力学的线索将移情和反移情结合起来诊断边缘型人格障碍病人自我和客体分离的形象当体验到互补的反移情时，要寻找一致的反移情

对奏鸣曲或交响曲预定模式这种集体服从确实有些可笑。让我们想象一下所有的交响曲大家，包括海顿、莫扎特、舒曼、勃拉姆斯，在他们催人泪下的柔板之后，都在第四乐章里乔装成小学生在娱乐场上争先恐后的跳呀，蹦呀，尖声地叫喊道，欢快的结束才是好的结束。这便是人们可称之为的“音乐的蠢举”。贝多芬明白越过它的唯一途径是让结构彻底成为个体的。

对自主的支持可能比实行强制手段更难——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采用更多的技巧。

对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来说，信仰主要不是对一定的观念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也会成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取向，一种态度。与其说有信仰，不如说在信仰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