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么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生命之轻是什么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许你也曾经有所感触。

还有的人把“平庸之恶”理解成大众导致的恶，经常说“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阿伦特也不会赞同这种理解。因为如果你把责任推给所有人，泛泛地加以指责，那么就无法再追究任何特定个人的责任。阿伦特反对所谓“集体罪责”的观点，她主张应当追究个人的责任。

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直要到现代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在自由主义的发展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如果把我们熟悉的自由主义思想看成一个大家族，家族里辈分最高的，理应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限制国家的干预，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而到了19世纪，约輸・密尔这一代人提出了所谓的现代自由主义，在坚持自由的同时非常重视平等的价值，也就特别关注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的问题。

萨特却说：你所有的选择，依据都只是你自己。这里显然有尼采的影响。尼采说，人是自己价值的创造者。“上帝死了”之后，就不存在客观绝对的普遍标准了，人也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以依赖。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句名言：“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被允许了。”萨特说，这句话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

但西西弗斯还有一个最终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沮丧绝望，充满怨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还可以做另一种选择，就是勇敢无畏地、精神焕发地去推动这块巨石。这样一来，这件事就不再是无意义的。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了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那么“平庸之恶”呢？它是在十年之后的1961年，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的时候，阿伦特才提出的，原文是 banality of evil banality”是平庸这个词的名词形式，所以这个词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恶的平庸性”。你注意到区别了吗？其实，阿伦特并不是说大屠杀是一种“平庸的”罪恶，她很明白地说过，纳粹的暴行是一种“极端之恶”。而阿伦特在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恶的平庸性”。

那么，在这两种都具有风险的选择中，我自己宁愿选择求知和思考的风险，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免除痛苦的机会更大（谁都没法确保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使得我们更接近“充分而完整的人”。求知与思考是内在于人性的愿望和能力。你是更积极主动地发展和提升、还是去压制和忽视这种愿望及能力，当然会给你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程。选择什么，在根本上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更重要的，“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尼采：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么？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么？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オ会回到你们身边。

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观点非常关键：在精神意义上，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且，精神上的病人和正常人的心理结构其实是相同的。就像一个心脏不好的人，他的生理结构和普通人仍然是相同的。因此，通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分析、诊断和治疗，就能够发现人类普遍的心理结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成年的标志：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有点像孔子说的：四十不惑

还记得我前面用的那个词吗？在古代社会，人是“嵌入”这个世界里的是和世界连为一体的。而到了现代社会，他从那么大的“母体”中被剥离出来，从此孤独地、无依无靠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超善恶》这本书的序言中，尼采写道：“视角（ perspective）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在他的遗稿“札记”中，尼采还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

韦伯看到的问题更加深入。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种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排斥消灭；要么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尼采：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么？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么？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オ会回到你们身边。

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