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1946年，法国解放运动刚胜利一年多，整个巴黎沉浸在乐观和激情之中，这也是我这副照片力图表达的内容。

当时他曾难以明白：在有意识地抛弃了那些最深刻的思想和崇高的观念之后，他谢苗诺夫又如何能赋予诸如划船、姑娘们的美妙身段这样一些琐事以意义呢？但是此刻，尤里却轻而易举地明白了，非这样不可：所有这些琐事就是生活——真正的生活，充满迷人感受和诱人快感的生活，而所有这些崇高的观念都不过是词语和思想的空洞结合，丝毫也洞察不出生与死的巨大秘密。无论这些观念多么重要，多么彻底，在它们之后还将、还必将出现更重要、更新的词语和思想。

当时讨论者在概念上多着眼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总想在土地所有权（即处置权）是“私有”与“国有”之间划出个非此即彼的泾渭分界，而对土地经营方式、权益分配、占有状况的复杂性却不甚理会。殊不知他们根据的中国历代王朝官方文书（“田制”）所载明的产权概念，与实际占有状态、运作状态存在严重的偏离，产权的处置和权益的分配往往缺乏制度化的保证，随意性和变通性极大。

当时我的小说在其他文学杂志上发表不了，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可当时不是这样，别的杂志是不敢发表的，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这个题材是卖血的，在一九九五年还是比较敏感的。《收获》是巴金的《收获》，他是杂志的主编，虽然李小林当家，可巴金这个名字挂在那里，就是一种力量，我们这些作家就是在这个力量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

当时我不知如何回应，也不知这首冬日诗的下一句是什么、尽管内心有许多感动，却无法表达，只是说不出话地傻站着，继续注视着逐渐消失在暮色中的世界，这让我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追悔不已。

当时我被人塞了一脑子教条，情绪又受到猛烈的煽动，只会干傻事，一件聪明事都办不出来。有了前后两种参照，就能大体上知道什么事对的。这就是我的智慧：有这种智慧也不配叫做智者，顶多叫个成年人。很不幸的是，好多同龄人连这种智慧都没有，这就错过了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学会的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

当时总统与我觉得检察改革的出发点是确保检察系统的政治中立性，即从“政治检察”的约束中脱离出来。其实这与其说是制度问题，不如说是“文化的问题”，我们要将欲望关进牢笼里，让检察系统不再成为当权者为达到政治目的利用的工具，不必再看政权的“眼色”吃饭。

当时音乐信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归纳为“实用音乐”[Gebrauchsmusik]，这是由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引入的词汇，用以强调“音乐中曲高和寡的危险”。

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

当仕女娇媚的容颜反照在镜子中时，伫立在她面前的屏风上则绘有无尽的波浪。

当思维被“应该”这个词污染，它就会变得固定、僵化与极端。另一方面，合适的思维则是有弹性、适度与平衡的。取悦他人的这些“应该”，是胁迫与控制性的。说出你自己的偏好与喜好则要合适得多。试着在你的新思维中使用“选择”这个词。

当时我们不是头脑一热就爱上了，而是因为志同道合，彼此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永恒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