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凡事都能早知道，那早知道的“早知道”是什么？就算可以早点知道，那又怎样呢？不是早知道大家都要上天堂的吗？又何必太计较呢？

为何鱼只要有一种表情就可以面对世界？为何我却不能只用一种表情来面对全世界？

如果在香港，你的心能碎成一百片，那么在巴黎晨曦中的圣母院，你的心可以碎成一千片了。

这种逻辑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说的双重标准，这种逻辑在对男性活动和女性活动的评价中建立了一种根本的不对称。除了男人无法在不降低身份的情况下俯就的某些在社会方面被认定为低级的任务之外（原因之一是人们没有考虑到他可以完成这些任务），同样的任务，假如由男人来完成，就会是高贵的和困难的，而由女人来完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和不引人注目的。

這些人無法接受一種變化來揭穿他們言行背後的真實理由，那些廉價和定時的慈善，有章可循、人人均攤的仁愛，與同類相處的天真。

这就是大众广泛参与中的另一种（alternative）社会历史由此看到：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Forum）打出的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worldisposb）；而在中国，我们不习惯提口号，而是用乡建人的负重前行，在大地上写下“另个世界就在这里”（anotherworldishere）。

这是常见的老式保险柜，开锁并不怎么费力，却仍花了将近十分钟。整个过程就像侦查员不屈不挠地劝降了在牢固的城堡里负隅顽抗的凶手。

中世纪晚些时侯见证了艺术中的一个新变化，即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情感强度和表现力度都在不断加大，作反映出极端的快乐和悲伤，以适应时代对艺术家们的挑战。在14世纪中期，欧洲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鼠疫。死亡无处不在，哀悼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常态，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影响。这座情感丰沛的《圣母怜子像》反映了人们的这种经历，引导人们的情感以表达虔诚和怜悯。诸项因素加起来，使得这一主题在黑死病盛行的那个世纪里特别成功。

在典型的人类冲突情境中，事物愈变愈不变；相反的道理同样存在：事物看来一成不变，但事实上它们却改变了。

在我看来，父母的职责是让孩子过上普通的生活：早上在规定的时间起床后，吃温热的早饭；放学后，先完成作业，再出去玩；在约好的时间回家后，和家里人一起吃饭，然后洗澡、睡觉。我以“先完成该做的事”为座右铭，所以我很看重孩子是不是先做完作业再玩。如果孩子从小就这么做，自然会养成“先做事，再玩”的习惯。而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孩子就能更轻松地活着。因此，我过去一直在想：建立起适合自己家的生活规律或许是父母能送给孩子的一个宝贵礼物。

我很敬佩香港作家亦舒写出这样的金句：“如果没有爱，那么就很多很多的钱，如果两件都没有，有健康也是好的。”让女人认知现实，这是济世。

在乡愁诉求当中,人所欲求的不是一种可触可摸的东西,而是一种抽象的温暧,在时间上是多元的,而且几乎接近某种天堂般的预感。一切不肯接受存在所是的事物,便必然陷溺于神学。乡愁则只是一种情感的神学,在其中,绝对是用欲望的元素建构而成,而上帝则是由哀愁打造出来的不确定。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