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所大大地扭曲，毫无疑问，我现在在这里的某些回忆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发现这种想法很诱人，即：那天下午我看见了一个先兆；那天我脑子里闪过的可怕的画面和一个人长时间地无聊时做的各种白日梦是完全不同的，来得更加强烈更加逼真。

我从大概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开始写作。那时候，我接连不断地听音乐。那种韵律感和旋律，以及音乐一直以来带给我的所有启发，都体现在了我的作品中。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会天真地在自己写下的文字中寻找同样质朴的音乐形式。

如果变革不是从内向外开展的话，那么，它就可能从外向内推进，而这样的结果将十分糟糕，因为思想陈腐的人领导的变革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们只会继续推行过时而无力的语言、思想和表达模式。

他能做的只有投身于车流，机械地随着周围的车辆调整速度，头脑一片空白。车流以时速八十公里的速度朝着渐行渐增的灯火驶去，却没有人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匆忙，为什么要在夜间公路上置身于陌生的车辆之中，彼此间一无所知，所有人都直直地目视前方，唯有前方。

那些被我们铭记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所展现给我们的现实片段远远超越了小说讲述的故事本身……如果除了我们读到的内容之外，小说中发生的事还能让我们进入小说本身并没有说明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内在人格，那么这部作品会被人铭记。

不管怎么说，那些红扑扑的脸庞、汗津津的脖子、那种即使身处入口大堂中或就在大街上也想继续鼓掌的强烈愿望都让我想到大气变化、湿气或是太阳黑子，这些东西总是会影响人们的行为。

回顾90年代的后半段，我不禁会慨叹我们的生意是那么的好，美好的时光是那么的多，但是可惜同时我们又是如此的沮丧。

回顾根斯巴克所创造的这方天地，也许它只是一个狭小的圈子，但这是一个宝贵的圈子，一个有着共同理想、机会和奇迹的地方。在根斯巴克之前，我们只有科幻小说；在根斯巴克之后，我们有了科幻小说类型。

回顾2004年海外上市计划的流产，王东升后来总结过自己得到的教训：“那个时候我们真是缺乏政治头脑，没有理解在中国做这么大的产业必须形成社会共识。我们以前想冲进去的产业不过投资几千万或一两个亿，所以不需要社会整体的认识，我们自己完全可以运作。后来我们以为干投资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个亿的产业也是一样的，这就说明我们还不是成熟的企业家

回顾已经完成的解答是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且有启发性的阶段。不爱再思索的人，必定不善思索。当你找到第一个蘑菇或作出第一个发现后，再四处看看；它们总是成群生长。

回顾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在战争期间实施残忍的暴行显然并非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独有的现象。文明的外衣似乎过于脆弱，人类很容易将它弃之不顾，在战争的压力下尤其如此。

回归分析法（FeedbackAnalysis），就是在你准备做一件事情之前，记录下你对结果/效果对预期，在事情完成之后，将实际对结果/效果与你对预期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好，什么事情你是做不好的。

回顾这段残暴而不公的漫长历史，我们看到在福音真理被毫无保留地接受的基督教社会，却以一种连发明刑讯的蛮族立法中都闻所未闻的、冷血而残忍的态度，将酷刑制度化。摆脱了罗马桎梏的、最勇猛的宗教改革派，一旦掌握了权力，便像罗马教廷一样，几乎毫不犹豫的使他们对神圣真理的解读变成了强制标准，在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中推行着那些他们学来的残暴教条。

回顾起来，我任编辑的两年是一段很愉快的日子。我与作者及读者之间的经常沟通把我带出了纯书本的世界，因此和一般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生活打成一片。我的眼界没有完全限制在学院的围墙之内，也许和这两年的经历有关。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回顾全球半导体显示史，产能过剩一直伴随着该工业的演进。但是，有产能过剩才有液晶周期，有液晶周期，才有液晶面板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显示技术的不断进步。……因此，产能过剩是个静态概念，但产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永远是动态的。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看，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只有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时候，假如我们永远以复杂的历史形势为借口，原谅我们在走向进步中的非理性，甚至把它理想化，拒绝从一个进步潮流中正面事件中，去剖析它实际包含的负面因素，不承认√的负面后果，那么，我们还是只能以继续支付更多的血，制造更多的废墟作为代价。

回顾中国古代农业开发历程，以扩展农业种植空间为核心的广度开发是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开发空间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扩展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幕；伴随社会发展与人口增殖，农田继续从长江流域伸向珠江流域，从中原向周边地区，从平原向山区，逐步推向所有能够利用的地带。

回想起来，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谣言和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过的成就和名声，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支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历史。

回乡的梁庄打工者并非因为本地的经济吸纳力转好。他们几乎都是受伤者或病患者，或因为孩子、家庭的问题不得不回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