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当戒除执著，免得陷于拘泥不化。

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

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

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的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

所谓“无孔不入”者，当建立自己论点时，要从各方面尽可能的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与理由，来证明或加强自己的论点；当发现史料或他人论点有矛盾或不合常理处，尤其是个好的孔隙，可以钻进去作一番探寻。

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比如五四运动时代的学生，现在都已成名，但问学术，有谁成熟了！第二批，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当日有名师指导，成绩很好，但三十几岁都当了教授，生活一舒适，就完了，怎样能谈得上大成就！你如能以一生精力做一部书，这才切实，可以不朽！

始皇大治“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插图]，北凿直道至九原[插图]，世责其便游幸，实则此项建设与“堕坏城郭”[插图]为加强国家统治之两项相对政策，一以削弱六国余烬之抗拒力，一以加强中央军政之控制权。始皇虽暴，但极勤政，车驾屡巡，亦有其重大之政治意义，何得以游幸薄之！

他与余英时同为钱穆的两大弟子，却自认为“在学术上，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钱穆之学“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但学术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环”，而门人之中“余英时显最杰出”；而自己“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这种与钱穆学术旨趣异同自我论定，还是客观而中肯的。

大抵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论点，一般人通常都能努力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对于自己论点的漏洞或可能的漏洞，通常都比较疏忽，不太注意。

八年抗战，虽能疆土重洗，但学坛元气大伤，光采无存，至今未复，可为一叹！

就内在的兴趣与工作方向言，要坚定信心，不要见异思迁，自己既已打定主意要向这方面发展，就要坚定自信，不要又逐时尚而动摇，更不可看见他人研究其他方面问题多所创获，而欲跟踪冒进。

我认为研究工作，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史料，下深刻功夫，一定能获得可观的成绩，而且所获成绩比较容易站得住脚，不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说较易成为定论。

再进一步说，文章改订，要在未发表之前；一经发表，改订的机会就很微。

而我的禀性，只要生活可过，有书可读，一切听其自然，绝不愿积极的为自己争取什么。而雪公校长每当关键时机，论成绩应有我一分的时候，总没有忘记我。

另一类便是学有成就的史家结合自身经验，向后学传授的方法，往往亲切而实用。据说，萧启庆曾棒喝后辈：方法论只有成学的大家，才有资格谈论。

但现在研究生在两年之内既要读书，又要谋生，自然也无法照我的方法读书、写论文！

第二，至于讲授方法，有些人提议通史讲授不能采取平铺述说的方式，而要用分析综合的方式来讲，不要铺陈材料。

在古籍方面，严耕望不仅重视历代正史、十通政书、总集类书、地志图经，而且强调佛传道藏、农书本草与金石考古类文献对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对相关典籍的瑕瑜得失时有要言不烦的评判。

不过无论如何做法，都要锲而不舍，作深入而缜密的探讨，不可浅尝即止；浅尝即止，工作永远浮在表面，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果，纵然能凭着聪明才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但也只停留在“意见”“看法”的阶段，不能算是真正的结论。

当时我的想法，天下没有个勤奋的人会找不到饭吃，只是物质生活有好有差而已。学术当因兴之所之，不能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