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人的判断值得信任？那是因为他的观点和行为对于批评是开放的，因为实际上他能够倾听所有的反对声音，并从中尽可能受益。

时代并不比个人更具有绝对正确性。每一时代都持有很多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后来的时代，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并且是荒诞可笑的。

无论多么正确的意见，如果不能时常经受充分且无所畏惧地讨论，它都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而不是鲜活的真理而被持有。

把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是人生活中最应该负责的一件事。把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可能是一件值得诅咒的事，也可能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除非这个生命，将来至少会有普通的值得生存的机会，否则把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就是对那个生命的犯罪。在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或者存在这样危险的国家，生太多的孩子，就会因为他们的竞争而降低劳动的报酬，而这就是对那些依靠劳动报酬而生存的人，所犯的过错。

当人类一段时间看不到多样性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变得不能够想象多样性。

一切聪明和高贵的事情往往是从个体开始，平凡之人的荣耀在于自己能够识别聪明与高贵，超越平庸是接受他们的影响与指导。

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仅仅是不屑苟同的一个例子，仅仅是拒绝向习俗屈膝，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

仅仅防范各级官府的暴政是不够的，还需防范优势意见和大众情感的暴政，即防范这样一种趋向，社会即便不用民事惩罚，也能有法将自己的观念和做法作为行为准则强加于异见者，防范社会束缚与自己不相一致的个性的发展，甚至有可能遏止其形成，从而使所有人都必须按照社会自身的模式来塑造自己。集体意见对于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发现这一限度并维护其不受侵蚀，对于使人类事务进至良善之境来说，正像防范政治上的专制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无论身体、思想还是精神的健康，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监护人。

在任何特定的事情上，人们都会把自己归入这一派或那一派，或依据他们感情的一般倾向，或依据假设事情由政府来做他们可能的得益程度，或依据政府会不会以他们所喜欢的方式来做的推断，但极少是出于什么事情就适宜由政府去做的某种一以贯之的意见。在我看来，由于缺乏应有的规矩或原则，目前这一派与那一派都同样常常出现失误，对于政府干预，不是错误地请求，就是失当地谴责。

一个人表现卤莽、刚愎、自高自大，不能在适中的生活资料下生活，不能约束自己免于有害的放纵，追求兽性的快乐而牺牲情感上和智慧上的快乐一——样的人只能指望被人看低，只能指望人们对他有较少的良好观感；而他对于这点是没有权利来抱怨的，除非他以特殊优越的社会关系赢得他们的好感，从而具备资格博取他们的有益效劳，而不受他自身缺点的影响。

一般说来，与通行意见相反的意见，只有使用刻意自我节制的谦和之语，并且极其谨慎地避免不必要的冒犯，才有可能获得发言的机会，在用语上哪怕仅仅偏离一点点，也很难不失去阵地：而主流意见一方如果使用无度的辱骂，却的的确确能够吓阻人们发表相反的意见，即便有人敢发表，也没人敢去听。

凡关于思想、意见、良心的问题，都在立法范围之外。

无论哪一国家，只要存在着一个上流阶级，这个国家的道德原则大部分就会源自这一上流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

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索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以符合公众意见来使用强迫，跟违反公众意见来使用它同样是有害的，甚或是更有害的。即使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如果被禁止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被剥夺了以正确矫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人们便损失了几乎同样大的益处，因为经过真理与谬误的碰撞，会让人们对真理有更清晰的体会和更生动的印象。

他们更愿意过问社会的好恶应该是什么，而不去追问何以社会的好恶应该成为个人必须遵守的律条。他们宁可在自己就是异见者的某一具体点上尽力去改变人们的看法，而不愿联合所有异见者一道来捍卫自由。

但是我相信，一项安全可靠的实践准则，一个值得瞩望的理想，一个可以用来检验旨在克服这一困难而行的种种安排的标准，可以表述为下面两句话：在不违效率的前提下，尽最大限度地让权力分散；同时由一个集散中枢尽最大可能地让信息得到收集和传播。

一个人不仅可能因有所行动引起对他人的伤害，也会因不行动而有同样的结果，对这两种情况他都应当对他所造成的伤害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