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多么正确的意见，如果不能时常经受充分且无所畏惧地讨论，它都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而不是鲜活的真理而被持有。

时代并不比个人更具有绝对正确性。每一时代都持有很多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后来的时代，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并且是荒诞可笑的。

无论哪一国家，只要存在着一个上流阶级，这个国家的道德原则大部分就会源自这一上流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

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仅仅是不屑苟同的一个例子，仅仅是拒绝向习俗屈膝，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

一切聪明和高贵的事情往往是从个体开始，平凡之人的荣耀在于自己能够识别聪明与高贵，超越平庸是接受他们的影响与指导。

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索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人的判断值得信任？那是因为他的观点和行为对于批评是开放的，因为实际上他能够倾听所有的反对声音，并从中尽可能受益。

当人类一段时间看不到多样性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变得不能够想象多样性。

凡关于思想、意见、良心的问题，都在立法范围之外。

把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是人生活中最应该负责的一件事。把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可能是一件值得诅咒的事，也可能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除非这个生命，将来至少会有普通的值得生存的机会，否则把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就是对那个生命的犯罪。在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或者存在这样危险的国家，生太多的孩子，就会因为他们的竞争而降低劳动的报酬，而这就是对那些依靠劳动报酬而生存的人，所犯的过错。

在如今这个被称为“缺乏信仰却又惧怕怀疑”的时代，人们确信某一意见，与其说是根据这一意见本身的正确性，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它他们就会无所适从；断言某一意见不应受到公众的攻击，不是基于其正确性，而是基于它对社会的重要性。

如果他使我们不高兴，我们可以表示我们的厌恶，我们可以远避他正和远避一个讨厌的东西一样；但我们却不会因此就感到受有使命要把他的生活弄得不舒服。

一个人不仅可能因有所行动引起对他人的伤害，也会因不行动而有同样的结果，对这两种情况他都应当对他所造成的伤害负责。

只要个性在其之下还能得以存在，即便是专制也还没有产生它最坏的恶果；而凡是摧毁人之个性的，却都可以称之为暴政，无论它以什么名目出现，也无论它宣称执行的是上帝的意志还是人民的命令。

以符合公众意见来使用强迫，跟违反公众意见来使用它同样是有害的，甚或是更有害的。即使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因为统治者自己也成为其自身组织和纪律的奴隶，就像被统治者是统治者的奴隶一样。一位中国高官，跟最卑微的农夫一样，同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和奴才。

如果被禁止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被剥夺了以正确矫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人们便损失了几乎同样大的益处，因为经过真理与谬误的碰撞，会让人们对真理有更清晰的体会和更生动的印象。

但是我相信，一项安全可靠的实践准则，一个值得瞩望的理想，一个可以用来检验旨在克服这一困难而行的种种安排的标准，可以表述为下面两句话：在不违效率的前提下，尽最大限度地让权力分散；同时由一个集散中枢尽最大可能地让信息得到收集和传播。

他们更愿意过问社会的好恶应该是什么，而不去追问何以社会的好恶应该成为个人必须遵守的律条。他们宁可在自己就是异见者的某一具体点上尽力去改变人们的看法，而不愿联合所有异见者一道来捍卫自由。

人性并不是一部机器，按照一种模型组建起来，并被设定去精确执行已规定好的工作；人性毋宁像是一棵树，需要朝各个方面去成长与发展，并且是根据使它成为一个活体生命的内在力量的倾向去成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