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后来词学家、词学评论家,他们就把道德伦理的价值标准,加在中国这个本来不受伦理道德限制的歌词上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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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空”字却在感情中表现了一份理性的反省,“念远”有何用呢?要是李后主,他沉溺在“念远”之情里面,就不会反省到念远是空的,而晏同叔则有一种理性的“空念远”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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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晏的作品中是有反省有节制的,而且使人能从其所写的感情之中,体会出思致的意味,同时还具备一种通达的观照的能力,观照是说你通过观察事象之后内心中会有一种智慧的照明,尤其是对人生的体会和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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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短暂的,生命也是短暂的。······这一句中有很深的悲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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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诗歌,一般说起来是一种美文,所以一般总是应该有一种节奏韵律的感觉。我们中国的诗,我们说古近体诗,当然有一种平仄的格律,西方也有各种押韵的形式。虽然有人写一种散文化的诗,不要这种死板的韵律,但也要有一种自然的韵律的美。总之,诗歌是美文,要有韵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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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些写词的词人,并没有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的用心,而张惠言要这样讲,所以说他是“深文罗织”,是自己画了一个框框,要把别人的作品都套在这个模式之中,这是错误的,这是顽固的,这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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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一个有名的词学家名叫张惠言,他说词这种文学形式,是可以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词选·序》),是可以表现那些有品德、有理想、有志意、有抱负的贤人君子他们内心之中最隐约最深曲的一种内心的怨悱,一种感动,一种追求而不得的这样的怨悱的感情。他的这种说法是对还是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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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个朝代的灭亡,不能只看它灭亡前的无可奈何,而要看到在兴盛时埋伏下的灭亡种子。因此黄山谷说,叔原的词徒供富贵人家宴饮作乐,像饮毒酒般的上瘾而不知悔改,这实在是叔原之罪。晏几道的词的确是声韵优美,辞藻艳丽,但虽然真情动人,却并无深意,读他的词是不需多解释的小山写情实在写得很好,可惜的是,除了追念欢乐的日子以外,似乎人生就不再有别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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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就为词的性质下了这样几句定义,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要眇宜修”的美,是写一种女性的美,是最精致的最细腻的最纤细幽微的,而且是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就是说词有这样的一种美。那么,词为什么有这种美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形式上的原因,一个是内容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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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本来不在中国过去的文以载道的教化的、伦理道德的、政治的衡量之内的。······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后来词学家、词学评论家,他们就把道德伦理的价值标准,加在中国这个本来不受伦理道德限制的歌词上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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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他具备的是什么样的理性,如果是利害人我的得失计较,那一定永远也写不出好诗,就算不是利害人我的计较,两晋间流行过玄言诗,同样枯燥无味。他们(陶渊明、晏同叔)所写的诗,我称之为理性之诗,他们从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之中得到了一种智慧的观照,他们是用心灵去体验生活的,他们的心灵是敏锐的,真诚的,他们也同样把所有敏锐真诚的感受都写了出来,但比之纯情的诗人,则他们却多了节制和反省,有一种思致和操持,这是理性的诗人最可贵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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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听歌饮酒的次数太多而推辞,因为那销魂的伤感比那歌筵酒席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