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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由于他无法掌握许多个人根据变动不息的信息分别做出的决定，因此他不能为目标的重要性等级制定出一个公认的统一尺度。所以，即使是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其范围也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

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永远不会。

商品市场没有自由竞争，质次价低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 ;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错误的思想就会流毒人间。

人人都向往的地方不是天堂也是食堂。人人都逃离的地方不是地狱也是监狱。现实的世界如果允许人类自由迁徒，那么人流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

历史学家……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经常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

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对有序化水平——即秩序创造并提供的新力量——更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其构成要素的时空位置，而是它们的多样性。

我的基本论点是，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秉性。这种观点和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当然是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是聪明和有教养，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

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这种个人决定的自由之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的个人权利（例如财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已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也就是说，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块公认的自由领地。

细节肯定会逃脱知觉的范围，整体的复杂性使人不得不满足于对自发形成的抽象模式的说明，这种说明不管多有启发性，也无力预见任何具体结果。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