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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商品市场没有自由竞争，质次价低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 ;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错误的思想就会流毒人间。

人人都向往的地方不是天堂也是食堂。人人都逃离的地方不是地狱也是监狱。现实的世界如果允许人类自由迁徒，那么人流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

历史学家……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经常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

我们很容易这样认为，既然要求实行集体主义制度的愿望来自高度的道德动机，那种制度就一定会是最高品德的源泉，然而事实上却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任何一种制度都准能促进那些服务于这个制度原定目标的各种观点。那些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观念将部分地取决于引导个人在集体主义或极权主义下取得成功的才能，还部分地取决于极权主义机构的需要。

經濟價值對於我們之所以較之許多東西為次要，正是由於在經濟事務上，我們能夠自由決定什麼對我們比較重要，什麼對我們比較次要的緣故。在極權主義國家像俄國、德國或意大利諸國中，如何組織人民的閒暇時間成為一個計劃的問題，這並不是偶然的。德國人甚至為這個問題發明了一個可怕的和自相矛盾的字眼：“Freizeitgestaltung（意思是，利用人民自由時間的規劃）”

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对有序化水平——即秩序创造并提供的新力量——更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其构成要素的时空位置，而是它们的多样性。

我的基本论点是，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秉性。这种观点和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当然是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是聪明和有教养，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

計劃與競爭只有在為競爭而計劃而不是運用計劃反對競爭的時候，才能夠結合起來。

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这种个人决定的自由之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的个人权利（例如财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已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也就是说，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块公认的自由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