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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書時讀到過，每次大屠殺之後，歷史學家都會說這將是最後一次。因為沒有人能接受再來一次這樣的惡行。我講個讓人震驚的笑話：盧安達大屠殺的領導者不是那些貧窮無知的農民，也不是殘暴嗜酒的聯攻派民兵，而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人，是那些教師、政客、記者，他們曾被送到歐洲去學習法國大革命和人文科學，他們曾出國遊歷、參加會議、在自己的別墅中接待白人，這些知識份子家裡的書汗牛充棟。他們從來沒有親手殺人，但他們把殺手送上山來替他們殺人。

我和未婚夫泰奥菲勒（Theophile）重聚了。于是我们一起逃跑，路上也会相互对视，但不再感觉到亲密。我们感觉彼此之间特别疏远，无法说出心里话，也没有合适的方式接触对方。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碰巧遇到了，但这对两个人来说已经无足轻重，因为彼此首要的事情都是让自己活下去。

我觉得他没法再活下去了，因为对于一个曾挥舞大棒疯狂打人的人来说，他的所思所想只剩下他杀过的人以及他是如何杀掉他们的，而且杀人的欲望永远不会离开他了。在教堂屠杀中，我看到残暴可以取代温良，迅速占领人的内心，比疾风暴雨还快。这个痛苦的焦虑如今让我备受折磨。

集合在一起之後，一位軍人用斯瓦希里語向我們解釋：「你們得救了，現在需要把砍刀和各種刀具放在這兒，你們不再需要了。」我們當中有個人回答：「砍刀？我們自始至終就沒有。我們有的東西，只是一身病痛，這可沒法放在這兒。我們甚至連衣服都沒有。」我身上只有一條穿了很久、已經扯得破破爛爛的短褲。

如何对待这些囚犯，是个折磨人的问题。如果把他们的仇恨都囚禁起来，那仇恨就永远无法随风而去。但如果放任仇恨传播，屠杀就会卷土重来。

当我试着给这些屠杀找一个解释，或者当我试着了解为什么我们该被杀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精神饱受创伤，对周遭的一切事情都踌躇不决。我永远不能理解胡图族邻居的想法，包括那些虽然没有直接杀人却一言不发的人。这些人想加速我们的死亡，好占有我们的一切。我只能认为，贪婪和暴力是这场罪恶的根源。

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幸存者倾向于不去相信自己真的活下来了，换言之，不去相信自己还跟以前是同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靠这个想法才能继续活下去的。

这时本来一直规律地打字记录的书记官犹豫了会儿，不知是不是按错了键，又退回去重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