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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级官员派遣团对西方诸国科技的发达与效率印象深刻，也对推行有效率的统治组织所依据的宗教及伦理信条感到羡慕。因此他们试图修改日本的神道传统，采纳作为支撑高效率技术文明的力量。于是，“天皇崇拜”被当成可让日本更加繁荣的技术文明殿堂之思想基础。

至少自1931年以来，领导者对日本与假想敌国在军力和经济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给国民相反的资讯，导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骗的境地。对国家的领导者而言，要从对国民的持续欺骗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难的。

与德国、意大利不同，日本从未有过一个魅力四射的独裁者，一个总是掩藏于幕后的天皇与一群技术官僚，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似乎既全能又无能：他们可以动用各种强制力量，消除异己声音，但在明知必败的情况下，却无力结東战争，只能被动地跟随形势。地理位置给予日本人的双重感受。住在四面环海、被神护佑的土地上，日本人有种特别的安全感；但他们又觉得自已被隔离在世界更普遍的文明之外，而有某种自卑感，经常陷入强烈的求知冲动。

对大河内而言，这条路径就是伪装转向之路，它具有对抗战时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又与之合作的双重功能。有时在这种伪装转向中，起初只是虚与委蛇，后来却不知不觉地成为真实的转向。话说回来，有的虽说是要伪装，但伪装却变成目的，最后陷入除了伪装一无所有的状态。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也曾遭受过外国势力的侵略。那就是发生在1274年和1281年的蒙古侵略。在长达一千年的期间“40内，日本遭受到外国侵略只有两次：一是蒙古攻登九州之役，另一次是1945年联军的登陆冲绳之战。也就是说，一千年来只发生过这两个战例。对波兰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而言，在民众记忆深处或潜意识中，至今仍残存着害怕外国人越境侵略的恐惧；与此相比，日本人除了在十五年战争后期之外，被外国人侵略的恐惧并没有那么强烈。

我认为，通过生活方式互动所得的正直感，远比知识分子操弄的意识形态更具重要的精神意义！

在鹤见眼中，“通过生活方式互动所得的正直感，远比知识分子操弄的意识形态更具重要的精神意义”。

警察为改变激进派大学生的观念下了功夫，还出版如何技巧协助“转向”的手册。转向并不能只靠逮捕入狱和加以拷问。根据池田克检察官所写的手册，警察局局长应该从拘留所将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然后要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井。所谓的“亲子井”，就是鸡蛋包裹鸡肉的盖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的关系。

在日本战败的岁月里，日本人透过向美国政府借来的眼镜回顾过去，认为这场战争主要是用来对付美国，于是从中日战争的脉络中将这场战争割裂出来。这样做，日本人就不必正视败给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军事上的弱者——这个不光荣的事实。对于1931年到1945年间进行的战争，我提议取名为“十五年战争”，原因是要把这场战争置于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看似不连续却又连续不断的战斗状态脉络中。

他们无力从封闭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自然更没有气力击垮封闭的国家。可是，他们孤独的声音传至今天，他们就像落地而死的麦子般，虽然一粒麦子死了但还会长出更多的麦子。

那就是能够打开柜子的取件码，分布得太稀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