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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真的很神奇。有些人，才见一面就不想再见；有些人，不论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朋友；有些人，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日日相见，也不见得在晚餐后还有话可说！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相信与不相信之间，令人沉吟。

真正的感情是用心灵来磨合，而不是用眼泪来折磨。

他爬、他笑、他摇头、他站起来又一跤跌倒，他眨动着圆滚滚、亮清清的眼睛。我总算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每一个举动。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我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订？我能不能“叛变”？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孩子的目前有最大的权利，任何人都得尊重“生母”的权利。我的婆婆很清楚地认知：宝宝首先是我的儿子，其次才是她的孙子。对孩子的教养，她可以从旁帮忙，或是提供过来人的经验，甚至于表示不同的意见，但她最后一句话永远是：“当然，决定还是在于你做妈妈的。”

所以建平应该陪你进产房的。孩子是两个人的，生孩子也是两个人的事情。当医生和护士在为众多的病人跑进跑出的时候，只有丈夫能够握着你的手，陪你度过每一场阵痛的凌虐。夫妻的同舟共济，没有更好的时候。两个人先共度苦痛，苦痛之后再共享欣喜。

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

对于大陆的八零后、九零后，我想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日本“幽谷”的悲剧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秘密的中层军官派系可以控制日本的内政和外交，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在国内外进行恐吓、暗杀和暴力挑衅。他们往往先斩后奏，制造事端之后再威胁上级默许他们造成的后果。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描述这一行为，叫作“下克上”，即下级制伏上级，这个词在日本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