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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未知、大海、陌生的人和新的体验，我不想为任何人的夏天负责，除了我自己的夏天。

他们的关系建立在艺术和政治、无常和吸引之上。即便他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即便他们之关系的本质如同脐带一般，里维拉还是无法站在弗里达的立场上；她的痛苦是她一个人的。痛苦一一不激一不能与另一个生命共通，它没有可以分享的片段。

疾病是偏远的哨所：月球，北极，难以到达的地方。相关经验存在的位置，那些有幸避开它的人永远不会完全掌握。

带着痛苦的生活是一种分心的生活，每种思考都让位于疼痛的地方。痛苦是对于存在的提醒，接近笛卡尔主义。Sentioergosum：我感受，故我在。有些译本建议用patiorergosum：我受伤/受苦，故我在。然而，身体的经验抗拒文字，拒绝寄居在文字之中。它们不够用。

正如我们都清楚的那样，这个询问基于一些性别假设：即女性是主要的照顾者，而作家（没错，男性作家）需要无人妨碍的空间来书写庞大、重要的巨著。艺术节上主持人问那些写作的女性如何“同时应付”事业与家庭，完全意识不到任何不妥，而男作家们则严肃地凝望远方。同样的讨论小组里，在图书馆、大型活动的帐篷内和市政厅，没有人去询问写作的男性关于抚育儿童的安排问题，也没有人去采访协助他们写作的妻子或伴侣。

我们之间有距离，一种不确定的距离，但那不是因为不感兴趣。青春有它自己的专注之处；一种将生命注满的感觉，执着于某些事物，而任由其他事物从我们指间流过。我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行进了一段时间。我会在远处看到他那辆火车，但我们两个都在铁轨上蹦、徘徊，想着我们还会再见面。

我不记得这个夜晚，也不记得戴着这顶假发的其他夜晚，更不记得蓄着长发或长发的模拟物的感觉；不记得自孩提时代以来，长发第一次落在我的背上是什么感觉。我知道我们的大脑会选择性地归档疾病或悲痛所带来的创伤，但为什么假发也会遭遇审查呢？在我朋友的故事里，我知道那个聚会地点，也知道有哪些人在场，但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却完全不在那里。

我第一次剃光头并不是出于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它却从此唤醒了我的女权主义意识。因为我发现，如果人们因为我剃光头而断定我具有攻击性，那么他们同样也会认为留长发的我会是消极被动的…如果我的短发让人们轻率地将我划分为同性恋者，那么我的长发则会让他们把我归为异性恋者。长发，短发；循规路矩，特立独行；阴柔，阳刚：人们一直模式化地依据社会性别来评判我。我看问题的方式忽然变了。

她的娇小与众不同。袖珍，但勇猛。她穿爽健鞋（三号），戴薄纱巾。晚上外出玩耍时，她喜欢穿裹身裙配高跟鞋，使她的身高超过五英尺。涂亮晶晶的粉色口红，在她的雀斑上撒一点高光粉。她喝的酒总是白葡萄酒，或是伏特加掺七喜。也可以说曾经如此。

我逐渐把自己身体里的全部金属视作人造的星星，它们在皮肤底下闪闪发光，一个由新旧金属组成的星群。那是一张地图，追踪着生命的连接之处，指引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经过多年的医学治疗后，我身上的伤疤多达两位数，它们也构成了熟悉的图景。关节可以置换，器官可以移植，血液可以注入，但我们生命的故事仍然是关于这个身体的故事。不论是病痛还是心碎，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张皮囊底下，知晓它的脆弱，同时与死亡搏斗。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