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是史，但诗中有史，它往往比其他文字资料更真切地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心态。

虽然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但并不是说因此道就一定是超时空了。

算啦，反正我也不讨厌一个人埋头苦干的工作。只要关掉心里的开关，进入“我是机器”的模式就没问题了。照这样下去，说不定我还会开始追求机械身体，直到变成一颗螺丝。

越是不想出错就越容易出错，还不如举重若轻，让事情顺势发展反而不会出什么大纰漏。我们狸猫不就是这种生物嘛：越是刻意为之，就越是容易弄巧成拙。

一个是以女人的心态爱着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则是以男人的心态爱着一个女人，自己却是女性，为此痛苦不堪。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自杀，但两人走到这一步的过程却截然不同。可以确定，逼迫她们的就是所谓的世俗伦理。然而，被称为伦理的东西也未必真能指引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大多数情况下，那只是社会上的一般想法，没什么深刻的道理。

在开发第一个系统时，结构师倾向于精炼和简洁。他知道自己对正在进行的任务不够了解，所以他会仔细谨慎地工作。一种普遍倾向是过分的设计第二个系统，向系统添加很多的修饰功能和想法，他们曾在第一个系统中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次要位置。

在我将举出的例子里，建筑师没有考虑到一个平面应该由内向外活动；没有按照一个作为作品的起带动作用的意图的、以后人人都能看得出来的目标，用被唯一的、调匀的气息激活了的形体来构图。在你画平面图的时候，决不要忘记，是人的眼睛来看它的真实效果。

投资者一定要注意会计师发出的信号。简单地说，只有“标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才有阅读价值。没有这个意见的报告，直接丢进垃圾桶就好。

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他决定了：我不亲布斯达曼特，也不亲阿普腊，我要成为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何在呢？

一直到现在，只要马正涛肯让那被自己牢牢密封的记忆之门稍微松开，一些长年被他牢牢抑压的回忆，就会从那黑暗的记忆的洞窟中，带着尸臭，漂流出来。在睡梦中，他看见被弃置在为防共而把农民迁徙净尽的“无人地区”的残废老人冻死在破烂的农舍，看见家破人亡的一群孤儿穿着一身槛褛，在火车站的铁道旁流连，等待捡拾过站军用车厢上日本兵丢下来的残食充饥。

历史的惰性寄生于多数人之中，所以，只有多数人观念的改变才能战胜历史的惰性。

是他们突破重重阻隔，为生存和梦想而战。他们是开拓者，是冒险者，是探索者。

他们的文章本不是为了小学生而作的，是他们写述自己经验的东西，年纪小经验少，当然看了难懂。

他跟我吻别，嘴唇从我的脸颊上擦过。我很想知道当它触碰我的嘴唇时，会是怎样一种感觉。一想到接吻，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就像第一次阅读《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时的情形。我疯狂地向后翻动着书页，等着看书中的主人公一一乔治和露西如何坦陈彼此的爱意，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真希望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本书，能快速翻页，这样我就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他决定依靠学问和爱情去猎取财富，他还真是个孩子，殊不知着两条路线是永远不会连到一块的。

塔可夫斯基在他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重要的是时间在镜头中流动的方式，它的张力或它的稀疏度，即“镜头的时间压力”。他似乎站在镜头或剪辑的传统选择一边，主张严格选择镜头。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时间的力量或压力可以超越镜头的界限，而且，剪辑本身也在时间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塔尔科夫斯基拒绝的是：把电影看作为一种可以用与不同秩序相关单位操作的语言。剪辑不是一个可以影响镜头单位和把时间作为新品质赋予运动-影像的高级秩序单位。

苏维埃的土地—死亡之地—上那些东方的坟墓，被埋葬在乌克兰和西里西亚土地上的被撕裂的诗集，阿富汗土地上死寂的沉默，我不知道它们与这同一位上帝难以理解的恶意有什么区别。

听着,两年前,玛哈坎附近某个穷乡僻壤的农民饱受一条恶龙侵扰,因为它抓了他们很多羊.他们聚到一起,把那条龙乱棍打死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夸口的.

历史常常会使动机与效果大相异趣，对于一个没落的阶级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