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一个泥坑，咱们得站在高地上。

一个高明的人物只要表演几场道德高尚的好戏，就能满足社会人士的想象，赢得剧场里笨蛋的如雷掌声。

人生就是这样，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想捞油水就不能怕弄脏手，只要事后洗干净就行。

世界上优秀的人总是把事件和机遇结合起来引导事态的发展。

我们的心是一座宝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一个人把感情统统拿了出来，就象把存款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原谅。

我说，德·拉斯蒂涅先生，对付这个世界您决不能手软。您想出人头地，我帮您。您不妨探测一下，看看女人有多么堕落，男人又多么虚荣。社会这本书，我虽然读过，但其中某些章节还不甚了了。

我把头侧向一边，发现自己和昨天一起玩扑克的一位中尉正脸对脸。他问我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我说不知道，而且我觉得有我的头挡在他眼前他也看不见什么。“让我告诉你我看见了什么，”他轻声说，“我看见我妈站在门廊上，手里挥着我的保险单。”

设计并不是我所创造的，它原本就在那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将它呈现出来。

推广东正教并不难。根据一份编年报告，弗拉基米尔一世想找到一种单一神教以统一他治下的各个部族。他拒绝伊斯兰教，原因之一是伊斯兰教禁止饮酒。他拒绝犹太教，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帝选民会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也拒绝天主教，因为其教堂单调乏味、死气沉沉。后来，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者们回国报告说，在他们进入索非亚大教堂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天堂里还是在地上”。于是，弗拉基米尔知道，这种宗教正式和他的年轻的国家。

视力不好，会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外表不好，会影响什么呢？如果说，外表不好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的话，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做出改善的，难道是外表不好的人吗？

事实上，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

为了标记超过五线谱范围的音，在五线谱的上方或下方会加上一些小短线来表示更高或者更低的音，这些短线叫做加线（ledgerlines）。

外省人要是不学会用脸上的高兴来掩饰内心的痛苦和忧愁，或者相反，用表面上的无所谓来掩饰心中的喜悦，就永远别想成为巴黎人。要是你得知有位朋友陷入了困境，你千万别试着去安慰他，他会对你说他已经那样了，但如果他遇上了什么好事，你也别去向他贺喜，他认为自已福星高照是理所当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值得一提。在巴黎，大家始终都生活在假面舞会中

他们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如果要我们评判希伯来文学，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侮辱、梦魇、历史性的希望和单恋——单恋欧洲，或单恋东方，单恋圣经时代的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或小资产阶级乌托邦。

她这么年轻就已经强烈地感到自己在衰老。她被夹在两者之间，一边是宏大的抱负，一边是与抱负不符的绝望。她极端的烦躁，这种两难处境因而变得既悲惨又令人生气。

组织计划进行变革，导致它们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那些受到变革影响的员工感到他们在变革中没有话语权。

转眼就要下雨了，整个大自然就要重新发绿、重新活起来了。只有我一个人，是不会被暴风雨振作起精神来的。我无可挽救地浪费了自己的一生，这种想法，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日夜地压着我。我的过去是毫无意义的，过去，我已经在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上给糟蹋了，现在呢，又是这样矛盾得可怕。我的生活和我的爱情，都是这个样子。它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拿它们怎么办呢？我的爱情像一道阳光误入了隧道似的被糟蹋了，我糟蹋了我自己。

休谟认为因果性并没有什么权利应用于经验的材料之上，它只不过是我们主观的习惯性的联想而已。如果我们重复多次地观察到两件事情总是先后发生，在我们的观念中就会形成一种恒常的联接，使我们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但是这种因果性不具有先天的必然性，它只是一种后天的偶然性。事情本身有可能是……根本没有原因，只是我们心理上习惯于找到一个原因而已。

这一切可悲透顶，卑俗至极。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看着这种场面，这是一种什么生活啊

想要尽量跟清海保持距离的心情，和想要珍惜清海的心情，总是并存于星的体内。即便是重视自制与自律的星，想要巧妙地保持两者的平衡也是很难的，难免屡屡转错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