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每个句子充满意义的，是特定时期的语境；十七世纪的“无害文辞”到了我们时代便实实在在具有了玩世不恭的意义。句子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历史的时刻决定着语言的意义，这是无可改变的现实。

令奈舒尔深感气愤的是此种疲弱明显地体现在统计数据的遮遮掩掩上。实际上，用于公开发表的统计年鉴、文章和其他材料全都经过权威部门的擦洗和更改，以消除所有的负面信息。[10]多数西欧国家的预期寿命持续增加，而在苏联的停滞岁月，该数据维持不变，这反倒成了苏联体制遭遇麻烦的信号。领导们怎么办？他们将预期寿命数据列为头等机密。人口学家们被要求以“理论模型”为准，不允许接触真实的人口数据。

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p6）

令人慨叹不尽的，是苏轼少年读《范滂传》时，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立志要做一个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争的巨人；到了历尽坎坷，オ发现生命里仍是空无一物。当初，他用一片如火的热情来拥抱人生，不料四十年漫长的历程，却尽是错落的噩梦。

令人羡慕的，是杂志上那些美好纯粹、彷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令我放松的，却是那些日常平凡、有烟火气的家。有点乱，难道不是家最自然的样子吗？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批评者在抨击你的同时，也是在安慰你。这就是摆脱批评者的困难所在。你能活得更有安全感、更舒适自在，批评者可谓功不可没。不幸的是，你要为批评者的支持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以损害自我价值感为前提。但是，因为每次批评者大吼大叫时，你的焦虑都会减轻，不再感到那么一筹莫展，或是不再那么不堪一击，洗耳恭听由此得到强化。

令人惊异的是，1792年到1815年在原联邦国家土地上的战争和种种破坏，以及接下来瓜分波兰土地的各国政府对波兰的统治，对波兰民族没有太大的影响。三国政府所划定的边界线，在多数波兰人眼里只是行政上的障碍，他们将这些边界线称作“奥地利的界线”或者“普鲁士的界线”。在19世纪20年代，一个人从华沙前往波森或者维尔纳，就意味着他出国进入了另一个国家，但在他或者当地的东道主看来，他仍然可以认为没有出国。

令人害怕的倒是轰炸机存在着，而炸弹却停止了投掷——因为每一颗炸弹都是精神不曾死亡的证据。同样令人害怕的是大老板们存在着，而罢工却停止了——因为每一次小小的失败的罢工都是前进一步的证据。

令人欣慰的是在重病人的脸上看到坚忍，在康复者的眼里看到生趣，同样美好的是死者平静而庄严的面庞，而比这一切都更美的是整洁秀丽的护士的爱心和耐性。

令人毛菇悚然的残暴行径，瓦解的正视审判中的戏剧元素。一场审判象征着一出戏剧，因为它始于并且终于施害者，而非受害者。就这场诉讼而言，历史才是庭审的核心。“在这场历史性的审判中，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

令人心痛的是，即便这场本该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结束后又过去了一个充满腥风血雨的世纪，我们距离地球上大多数人能够拥有产生此等觉悟的智慧的那天依旧非常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