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能感是一个大问题。心理学家认识到，当人们形成了一种无助感，当他们感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时候，那么就会有麻烦了。

所谓的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由他人行为所导致的个人变化。我们每个人自然有做决定的自主权，但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被他人的观点所左右。实际上，我们往往愿意接受那些聪明、公正而且关心我们的人的影响。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一个不可避免的角色，是要参与有来有往的社会互动，融入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社会环境中。

认知不协调理论的主要原则是：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如果要产生一种认知不协调的不舒适状态，而这种不舒适状态稍后可以通过态度改变或行为的改变而得以消除，那么人们就必须知觉到他们所从事的行为是自由选择的。

如果我们获得了我们所期望的视觉形象，那么我们就不会很在意媒体用什么样的语言对它进行评价。胜利者积极地思考，或者，至少积极地说话。

尽管我们每天都会受到说服性信息的轰炸，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会影响我们。在信息能够改变行为以前必须经过6个心理阶段。我们必须：（1）接收到信息；（2）注意到信息；（3）理解信息的要点；（4）接受信息的结论，将其作为我们的新态度（5）记住这一新态度；（6）运用这一态度指导行为。

当向那些最初因为兴趣而引发的行为提供奖赏或者报酬时，无论承认还是儿童都会变得更少地喜欢他们的这些行为。如果奖赏提供了关于能力和成就的信息，而不仅仅是控制的手段，那么奖赏就技能维持行为又能增加兴趣。

在下列情况下，人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捍卫或确认一种态度：（1）他们固着于某种态度；（2）这种态度已与他们基本的自我界定的价值观（self-definingvalues）紧密交织在一起；（3）这种态度是人们与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他人所共有的。

尽管代议制民主不如直接民主更为民主，但代议制民主的优势也是显著的。首先，代议制民主可以解决国家规模和统治可行性的问题，这使得大国的民主治理成为可能。其次，代议制民主还在政治生活中恰到好处地平衡大众民意和精英治理之间的关系。

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

尽管杜甫多次在诗中感情深挚地提到他的妻子，但他从未为她写过一首情诗。

尽管当时士大夫观念根深蒂固，但是孟玉楼的选择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观念已经发生动摇。在这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里，原来很多女人早已经理解到：男人有钱是比有学问更重要的。

尽管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经历这么多涨跌起落，公司在这12年内从未降低股利，实际上，除1993年和1997年以外，该公司每年都提高股利。结果，从1992~2003年4月4日，进行股利再投资的投资者所持股份增加的数量超过100%，投资者总收益率达到较为健康的平均每年7.15%。这个收益率与市场水平相当，但是一旦等到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股价恢复，投资者就会获得极高的回报率。

尽管革命后的失望是共通的，却反映出革命前的诉求是多元的——梁济向往的“人民安泰”是较传统的，而杜亚泉想要的“立宪”则是偏西方的，这些不同的诉求构成了共同的失望。这类迹象既展现出民初政局的脆弱，也表明一些人本以试验的眼光看待共和，而不视当时的政治状态为定局。

尽管凡人的生命与精灵的寿数相比微不足道，但他们宁愿以有生之年战斗，不愿逃跑或屈服。

尽管国家的目的在于扩张，但国家所希望了解的仍然只是与这些目标直接相关的内容。······国家越来越关注生产力、健康、卫生、教育、交通、矿产资源、谷物产量和投资，这与其说是放弃了国家机器原有的目标，还不如说是在现代世界中扩大和深化了这些目标。

尽管很多读者怀疑了很久，但第十二章的标题证明，最终，蟾蜍得以返家去找占领蟾府的黄鼠狼和白鼬，事实上就是格雷厄姆试图在《柳林风声》中体现出《奥徳赛》的情节。《柳林风声》的章节数是《奥德赛》的一半，《奥德赛》用希腊字母来标示独属于它的章节数（24卷），根据希腊字母在其字母表中的顺序来选择字母。在《奥德修斯威镇厅堂诛求婚人》中，德赛彻底击败了求婚人，这和蟾蜍赶走黄鼠狼和白鼬可谓异曲同工。

尽管会见了过去的朋友，也到了度过童年的山间小路和沼泽地，却都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心已经与东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尽管今夜这个特别的星系中没有任何超新星的迹象，移开目光之前我还是在它身上停留了片刻，就仅仅是看着它。我感到一阵可笑的快乐，就像早年的那个坐热气球的法国人，他一上天就拒绝再下来了。

尽管很哀伤，但不得不说，只有分离才能让我们真正学会如何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