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的、人性的正常姿态是什么？想要的东西就老老实实地追求，讨厌的东西就光明正大地讨厌。仅此而已。喜欢的东西、喜欢的女人就说喜欢，什么大义名分、严禁非礼、义理人情，这些虚假的外衣全都脱掉，袒露赤诚之心。追寻、凝视这赤裸、真实的姿态，才是人复活的先决条件，然后才会有自我、人性的真正诞生与起步。

摄影机不是变形透镜或者滤镜，滤镜会嫉妒地消除现实中那些于导演无用的过剩之美（正如雕塑家拒绝表现肉体的温度与注视的目光）。电影同样糅合了现实的泥团，而其最大的野心恰恰就在于尽可能丰富与精确地利用现有科技。在所有艺术当中，电影是最现实的，导演应该关注事物本身，不在他们的复制品上留下修整的痕迹。我们不再相信剪辑的神奇，而越发主张图像自身的美应从现实世界里获取。

神学家告诉我们，世界本来完美无暇，无忧无虑。问题是人类的历史却是在‘桃花源’以外开始的。

他说，一个人二十多岁不相信命运很正常，因为傻。三十多岁以后，通常半信半疑。如果四十多岁之后仍不相信命运，那也是因为傻。人生进退有度，怎么老去是个大学问。

提供很多相互关联的信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消耗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膨胀。典型的有“超市时间黑洞”、“电视时间黑洞”、“网络时间黑洞”。

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宽容。人们现在往往这样理解宽容：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不形成自己的主张，或有个主张却不提出来，对什么都模棱两可，声称哪种看法都同样有道理。然而，宽容却是这样一种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到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由于关切而具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这恰是宽容的主要条件。惟确有主张的人才能宽容。

万事万物都是因为一定的原因产生的。在佛教里，“原因”的术语叫做“因缘”。“因”是内因，“缘”是外因。

日本是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一切都有相应的规则管束，几乎全民都怀着对意外的恐惧；然而，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又轻率得奇怪，仿佛要是没有明确的规则，人们就觉得没必要使用常识。我初到日本时就很惊讶地发现，没人会乱穿马路，即便是街上看不到一辆车的时候；但在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大家会想也不想就直接闯入来往的车流。

所以，企业在重塑员工特质的时候，不能只根据企业的需求去改变员工，还需要去了解员工想要什么。只有目标一致的时候改变才能顺利进行。

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称得上是文艺复兴戏剧的最高代表。莎士比亚创作中有三个基本方面：第一，他从不隐瞒自己借用了他人的作品。1605年上演过一部名为《莱尔国王》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借用了这部作品的灵感，剧中大部分素材都来自于霍林希德的著作；第二，他经常综合多种素材，《李尔王》和《威尼斯商人》均为典范；第三，他喜欢改写素材，使用为人熟知的历史事实或采用其他作品的情节改变悬念的性质。

它就像一篇童话，或一部小说一样美丽。这些孩子恍如置身仙境，不需要任何的动作，只需待在那里，三个人一起，再加上周围的青葱草木，就已是完美的和谐。

连续几夜和嘉曜在康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密集的探讨，我们大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世界本来是决定论的，但人的自我意识改变了这种状况。自我意识中断了原有的因果链，开启了新的因果链，无论从内部体会还是从外部观察，自由意志都是一道界线，这条界线两边的两个因果序列是不连贯的。因此，人的行为不是由物理原因所决定的。

我们会说，有些人错了，有些人刚才是对的，一些人的意见战胜了另一些人。这说法当然不错，但容易把我们误引向一种错误的真理论。我愿说：在诚恳的交流中，参与者都向真理敞开真理临现。人所能做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

哲学是精神的逻辑化，有点儿像处在生存思想与数学之间。精神的发展始终包含内在的矛盾，就此而言，任何哲学思考都不可能提供终极结论，任何论证都可能由于新的知识而不再有效，或由于信念的改变而不再充分。尽管如此，思想仍有成熟与否之别，就像网球爱好者的球技各有高低，球技又没有上限，但仍可以大致划出一条界限，有些人入了门，有些没有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