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天性我一直感觉到，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所以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是官方赐予的。生活在现在的人们不停地受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没完没了。

当我回顾自己一生时，很少能够找到可以跟自己刚开始上大学时的那段时光相提并论的快乐时光了——那是根本就没有真正在上大学的大学时光。当时的我还很年轻，因此也就没有多少责任感，没有那种一定要将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尽善尽美的想法。

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光越少，性欲聚集得越多。

一个人的肌肉误了锻炼，以后还可以补上；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的理解则不同，它只能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成型；只有早早地学会敞开自己心扉的人，以后才能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里。

当我提到我的“成就”时，不是在说现在属于我的东西，而是从前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如同我的房子，我的家乡，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无拘无束。

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逐渐习惯这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的世界。

我们当年的一切抱负、忧虑、失望、怨恨，在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必然改变我们的眼光。

在人生的中途最要紧的是，坚定自己的夙愿并且砥砺自己，要不然就彻底放弃自己的初衷。

自从弗洛伊德的理论被世人所熟知之后，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凡是企图从意识层面上去压制住自发产生的性欲冲动的行为，不仅丝毫不能消除这些本就存在的性欲冲动，反而还会将它们逼入潜意识所管辖的领域内，这无疑是相当危险的。

其实他什么也不想要，既不想成名，也不想煊赫。他只是想在这里生活得更加无忧无虑和更加自由自在。

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非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那是一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等还没有把人的生活节奏提高到一个新的速度。岁月和年龄也没有影响到另外一种速度，人们生活得相当舒适安逸。

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一个人的肌肉缺乏锻炼，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那种内在的理解力则不同，他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中。

身处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当中的人，是没办法从一开始时就能清楚辨认出界定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剥夺人们这种能力的，恰恰就是这段历史本身。

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醒悟到人会变得多么险恶；不过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

一个人想在几个星期里把三四十年里形成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改变，谈何容易。我们依然相信法律，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会持久永存，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就是折磨、迫害和孤单的不断升级和强化，也不会把一个人摧垮。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但是，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原来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每到最后一刻，剧坛又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可想而知，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受冻挨饿。过去能使国家富强的工厂设在现在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路基；国家银行储备的黄金全部用来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