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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些需求和对方自身的价值无关，也和对方对他的真实感受无关，很符合神经症的共同特征：强制性，盲目性，一旦受挫又会感到焦虑和沮丧。无论表达方式有多不同，这些需求的核心，都是对依附感和归属感的渴求。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的权威对患者人格的钳制程度，对这种压力作用作再高的估计也不过分。

无望的人很可能会变得非常具有破坏性，但同时又期望通过某种替代性的生活而使自己复原。我认为这就是施虐倾向。对施虐者来说，控制受害者比他自身的生活更有趣。如果一个人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深感无能为力，他是不会有明显的施虐倾向的。他的自我厌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无法正视自己。胜过他人的快感可以使施虐者摆脱失败的悲惨感觉。

整天想到死或不适冒出自杀的念头。无论是否有做作的成分，无论是否有乐观的表现，都说明这是患者的一种全面的失望。无论在心理分析还是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玩世不恭，对任何事情不愿意认真对待，也是另一个标志。一遇到困难就一蹶不振也属于这类无望感。

是否后天的经历毫无价值？我们是否曾经并一直危害提时代的境遇所指引和决定？

如果早起的境遇不是太压抑儿童的自然成长，后天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会对其个性起到定性的作用

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这可能叫人痛苦，却可以说是一种宝贵的才能。我们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法，我们就愈能获得更多的内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虚假的冷静植根于内心的愚钝，绝不是值得羡慕的，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最后，失去了希望的患者会变得有破坏性，同时又试图通过代偿性生活求得补偿。在我看来这就是虐待狂趋势。仅仅伤害他人，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表明虐待狂趋势。

不过，对神智失常的畏惧毕竟少见，最突出的表现还是怕失去平衡。通常，这种恐惧是隐而不露的，然后以含混朦胧的形式表现出来。日常生活习惯的任何改变都可能诱发这种恐惧。有这种恐惧的人一想到要做一次旅行，工作有变动，要雇一个新的仆人或什么的，都免不了深感不安。

一个人想要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必须勇于承担责任，尤其要勇于对自己负责。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