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这个时代，可以发现，近十年内，顺着潮流，买房是个体获得巨额财富的捷径。如果信奉劳动的价值，在房价相对平稳的时机，不愿加杠杆、不愿欠债，错过一步，可能就步步皆错, 几年以后，就会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

放眼望去，大学考证成风，学生无所适从，焦虑迷茫，盲目跟风，被各类考试牵引，学生根本没有条件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去好好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

我们站在远方、站在高处，当然可以看到远方的河水波澜壮阔，但当我们置身人群深处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越是和学生深入交流，越能感知其背后的家庭，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痕，学生成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制于家庭的溢出效应。

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学生对应试教育带来的残酷压力，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达到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杀气腾腾，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

学生如果没有系统的思维训练，所有的知识，必然无法参与他们的个体成长，也无法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达到活学活用的目标。

任何群体中，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个体要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人知道。

我们横着去看这个社会的时候，当然可以说，我们很骄傲，我们的GDP增长了多少，我们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但是，当我们纵着去看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每个个体的人变得非常重要。

他们在理解个人命运时，面对被彻底市场化后的教育图景，很容易将个人命运与大的时代剥离，就业焦虑症的惯性，给成功学的登陆撕开了最好的裂口。我担心的是，世界断裂式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正以个人成功的名义掩盖背后更为致命的真相。借助班主任视角，我在感知自身和另一个群体的命运变迁时，能明显感到背后分化的加剧及其越来越固化的危机。

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一个家庭的长久兴旺，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条件的富足，良好的教育，具有更持续和长久的意义。

一群经过应试通道，来到我课堂的学生，因为此前长久对生命感受的剥夺，早已对真实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隔膜。

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我深刻意识到，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方雪 怡这样勾勒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以高考作为划分线，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高考前，高 考后。高考之前，我记得我整个人生，似乎都在为高考而活。

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 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 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 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

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 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 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 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谋生可以很现实，但精神必须保持和文学的关联，如果工作之后，将文学彻底抛开，我害怕自己变成一个庸俗的人。

他们认定个人奋斗，自动剥离个体与时代的关联, 在原子化、碎片化的具体语境中，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被轻 易转移到了个体的机遇、命运和努力程度上，个体层面学生与命 运的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与命运的抗争，两者构成了触目 惊心的对比。

她在借读的情况下，以高 分考上大学，让父母倍感骄傲，但直到上大学，她才明白现实的 尴尬，对一直隐匿的真相产生困惑，“我想全身心地融入广州这 个大城市，发现还有一定困难;想融入家乡，也很困难。我这只 随父母飞来广州的候鸟却一时无处停留了”。

对曾刚、石磊和王国伟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在社会立足，并顺利过上让父辈放心、安心的稳定生活，要么是早早认清了现实的规则，顺着社会去经营生活，要么是经过现实的碰壁后，终于认清进入体制内工作的优势，选择毕业后回炉考公务员。唯独志勇，客观而言，从各方面的综合条件讲，四任班长中，他算得上佼佼者，但他毕业以后的九年经历不过证明，现实已没有多少空间和可能，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年轻人，在坚守梦想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为顺畅。

她经历各类培训机构，身处其中最深的感受就是洗脑。有一天，她的一个产品经理，对这份职业产生了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在冬日的周末，外面阳光很好，孩子们应该出去玩耍、奔跑、蹦跳，而不是呆若木鸡、心不在焉地坐在教育机构的教室里。突然之间，他就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怀疑。”陈雪对此感同身受，当初的教师梦，在现实的碾轧下，不过划出一道和常人相反的生活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