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是李鸿章的名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就是在不尽的屈辱与灾难、不尽的冲突与战争中熬炼成的。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中国人长期以来最重关系，觉得没关系什么事都干不成。还有一个就是大局。当我们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时候，其实美国人、日本人并不知道我们说的大局是指什么。他们都在维护他们的利益。其实我们讲的大局就是别出事，双方平平安安的，顺顺畅畅的，和平交往，这就是大局。而人家想的是维护利益，没出事时要维护利益，出了事也要维护利益。

一个不具备这项特征的人会被认为是变化无常、优柔寡断、世故圆滑、三心二意、动摇不定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通情达理、信心十足、值得信赖、健全稳妥的。这样一来，当然谁都不想被归入自相矛盾者的行列。而为了面子上的原因，一个立场知道的人越多，人们自然也就越不情愿去改变它了。

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从而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鲜花簇拥的，从来没有红地毯，没有欢呼鼓掌，没有张灯结彩。我们面对不公正的舆论、不合理的秩序、不平等的世界，背负着历史的创痛和现实的纷扰，以鲜血、汗水和钢铁般的意志灌铸的脚印，无所畏惧地迈向我们心中的未来，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世界正名、发声。

黑格尔讲过一句话：和平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腐蚀剂。

新中国的诞生，让中华民族终于在政治上摆脱了颓势。跨过鸭绿江，让中华民族在军事上摆脱了败势。改革开放，让中华民族在经济上扭转了劣势。

客观地说，我们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富发展前景、最富增长潜力的国度。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有趣的是，巴尔扎克只有处在债务的压力下，才能专注于写作，甚至一直写到脸色发白、疲惫不堪，这种情况下，他反而写出了最好的作品。而若是奇迹出现，他脱离了窘境——没有打扰他的估价人，亦看不到急着起诉他的出版商，那他的创作活力很可能反而会降到极点，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工农红军并不具有天然先进性，不是军装一穿、红领章一挂、共产党一加入，就是先进分子了。

人的追求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失败了没有意思，成功了也没有意思，在成功、失败之间才有意思。无限风采、无限美丽在成功、失败之间。”

一个拥有巨大军事潜力的中国站在朝鲜背后，一个拥有核武器和所有现代战争手段的苏联又站在中国背后，成为朝鲜战争最后结局的关键因素。

这是一个特别难缠的对手。他始终在悉心研究你，仔细琢磨你，寻找你的弱点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地下手。

在这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大勇大智，就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迅速修正主观设想，投入客观实践。

明治维新比清朝的洋务运动晚了六年。无论明治维新还是洋务运动，都是应对重大变局的重大抉择，但结果有天壤之别，自此，清王朝日益滑向崩溃边缘，日本走向了战争扩张的道路。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在美国当政治家，第一要有亲和力，第二要有故事。

但一讲起国家命运、民族命运，我们都能感受到在追求国家解放、民族独立过程中两个民族命运的同质性。

通过宋哲元，可以看到这是中国许多旧式军人的深刻悲剧。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敌不过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