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灯操纵行为是对压力的反应。当人们觉得受到威胁时，要么变成煤气灯操纵者，要么变成被操纵者。

每次当我体会到那种令人昏厥的可怕孤寂时，我都会想起清水，她就像是我唯一的支柱。我并不是在想古寺的预言是否真的会实现，而只是想，她就在这世上的某处，和我在同一片天空下，在同样的时间里生活着。

媒染起到的作用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苏芳的红极富魅力，是女人味的极致体现。有一时期我曾为它着了魔，用明矾、铁、铜等各种媒染剂分别将其媒染，得到了正红、胭脂、紫、赤茶等纷繁的色彩变化。由此不仅可见苏芳极具危险性，也证明她暗藏着多么妖冶的美。虽然每一种色彩都相异，搭配在一起却像至亲姐妹一般自然融洽。想到它们出自同一种植物，这份相容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梅塞苔丝虽然站在唐戴斯父亲那间小屋的窗前，却并没有看到伯爵一步步远去。她的目光在向远处寻找那艘载着儿子驶向浩瀚大海的船。可是她的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轻轻念叨着：“埃德蒙，埃德蒙，埃德蒙”

卡沃斯将彼得堡大剧院建设成俄罗斯歌剧的一个据点。他用俄语撰写了以国家英雄主义为主题的剧本，例如《伊利亚勇士》（1807），而他的音乐也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民间歌曲的很大影响。格林卡的许多歌剧音乐被民族主义者拥为俄罗斯传统的根基，其实类似的曲调卡沃斯早就写过了。俄罗斯音乐的“民族特色”就这样由一个外国人首开先河。

在首批面世的俄罗斯歌剧中，包括1781年舍列梅捷夫家族专门为库斯科沃的露天剧院而委托创作的《嫉妒》，或称《库斯科沃的船夫》。它是对舍列梅捷夫家的宫殿和庄园的颂歌，后者正好作为歌剧演出的舞台背景。这些作品完美地显示出，宫殿本身已经变成某种俄罗斯贵族生活秀，一个展示财富和欧洲风范的巨大舞台。

每次从拘留所出来，我总听从朋友们的建议，搬到其他地方。心中既没有任何感激，也没有任何厌恶。我委顿无力，心想如果这样做对大家都好，那就照他们说的去做吧。

煤气灯操纵总是通过两个人实现一其中一人是煤气灯操纵者，播种困惑和怀疑；另一人是被操纵者，为了能让这段关系继续，不惜怀疑自己的认知。在我看来，双方都有责任，这才是煤气灯操纵的本质。它不是方对另一方的情感虐待，而是双方共同打造的一种关系一一我把它称为“煤气灯探戈”。这种关系需要两个人同时积极参与。没错，煤气灯操纵者促使被操纵者怀疑自己的认知，但被操纵者也为此积极地创造了条件。

梅特林克把政治描绘成一股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这些狂热的历史时刻就像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风暴；我们来自遥远的内陆；我们带着热切的期盼向海滩奔去；我们好奇又热切地盯着巨浪，几乎像孩子一般热忱。随后而来的是比其他浪头要高三倍和凶猛三倍的惊涛骇浪。

煤气灯操纵者的批评可能有一定道理，但这种批评的目的是破坏，而非帮助。

湄公河宛如一种巨大的集体无意识，挖土掘地，到处扩充队伍，洪流横贯大地，并且把自己藏匿于深深的浊流之中。对大自然丰厚的恩惠生出的感触，和对大地的敬畏带来的紧张感，都融合在围绕着河川的风景中。

许多俄罗斯家庭有蒙古血统。“在俄罗斯人的皮肤下面都藏着一个人。”拿破仓曾经这样说过。俄罗斯家庭外套衣袖上的纹就是来自蒙古人的遗产，比如随处可见的马刀、弓箭、月牙和八角星。

欧化了的俄罗斯人有着分裂的人格。他的思维一分为二。表面上，他有意识地按照约定俗成的欧洲习惯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又为俄罗斯的风俗和情感所影响。

有时候整座城市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布景——它的建筑和人民只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而已。

圣彼得堡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乌托邦工程，目的是从文化上将俄罗斯人重新塑造成欧洲人。

首都彼得堡没有打地基这件事，成为彼得堡神话的基础，也是俄罗斯众多文学和艺术作品灵感的来源。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彼得堡是一座虚幻的城市，一个充满了奇幻和幽灵的超现实王国，一个《启示录》中描绘的陌生国度。

1961年两人终于见面了。“我们相对无言了有20分钟。那太美妙了。”阿赫玛托娃回忆说。

普罗科菲耶夫是另一位回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重要人物——在大恐怖处于高潮的1936年。1920年，普罗科菲耶夫离开纽约定居巴黎。但是斯特拉文斯基已经在那里站稳脚跟，普罗科菲耶夫想在这里攻城略地反而更难。普罗科菲耶夫在巴黎成了孤家寡人。

贵族们似乎普遍认为，俄语就像是一个魔鬼，必须在孩子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将其根除；即便最为孩子气的感受也要用外语表达。

在普希金登上文坛之前，俄罗斯几乎没有民族文学（这就是他拥有神圣地位的原因）。